1966年，由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简称西物院）主导的“303工程”在四川乐山上马。但文革动荡中，全国物理研究工作无法有序协调，所以“303工程”是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于1975年建成。
遗憾的是，“303工程”虽然取得了很多开创性的成果，但施工中一再出现大量修改，科技档案也缺乏整理，最后连国家也未能组织验收。
到1970年，世界核聚变研究已经进入“托卡马克”时代，西物院根据苏联公开的一些简单数据与几张照片，开始了自己的“托卡马克”装置设计建造。
工程历时15年，于1984年底联调成功，性能迈入了当时的先进行列，被命名为“中国环流器一号（HL-1）”。
1972年，在合肥中科院物理所，熬过批斗的陈春先等人也开始小型托卡马克装置的建设，取名CT-6，意思是“中国托卡马克”，为中国核聚变研究事业播下星星之火。
70年代是“托卡马克”全球研究的爆发时期，在闭门多年后，中国核物理和核聚变团队于1978年带着自己的实验数据访问美国，与日、德、法等国核聚变专家一起参观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离子物理实验室。
尽管中国的数据比其他国家低了很多，但发达国家的科学家还是震惊于中国在托卡马克装置上的研究进度。
到了1992年，各种中小型“托卡马克环形”装置已经在全国九个研究机构遍地开花。
然而，作为终极的能源解决方案，可控核聚变技术的难度，决定了这个工程必然需要集全人类之智慧精华才能够迅速推动，否则只能跟在他人背后，越拖越远。
90年代初，正当中国陷入美国全方位封锁制裁的时候，北方正承受解体之痛的苏联送来了一份大礼。
1990年，苏联第一个“超导托卡马克装置”——T7所在研究所的所长写信给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所，表示我这有个好东西，搁着也是封存浪费了，提出有条件送给中国。
我想，收信的中方研究人员表情大概是这样的：
大概是因为已经有了“中国环流器一号”，又或者是老毛子开价有点高，于是西南物理研究所将信转给了安徽合肥的中科院等离子物理研究所。等离子所通过贷款，用了价值400万人民币的两车皮羽绒衣等物资换回了这件打开未来的神器，成就了一段科研佳话。
随设备一起入华的，还有一些对国家失去信心，出来谋生的苏联科学家。
由于T7托卡马克装置是黑进来的，没有通过立项，所以等离子所很长时间只能发生活费，没有工资，处处捉襟见肘了，还要供着喜欢喝酒的大毛科学家，年轻人年轻人都进不来！
1994年，合肥等离子物理研究所通过将T-7消化吸收了国际先进的核聚变研究成果，组装出了零件全国产的的超导托卡马克装置HT-7。
1998年，中国立项了全世界第一台全超导非圆截面的托卡马克装置HT-7U，后来改名为EAST，并积极地为ITER国际合作计划做准备。
从此以后，中国的聚变研究在国际舞台上开始崭露头角，具有了独立的一席之地。
3
在美国宣布退出ITER计划之时，中国就有核物理科学家赶紧给中央领导写信，提出了加入ITER的建议，得到了及时的回复。
于是，由国防科工委、国家科技部和自然基金委组织了科学家们在北京开展研讨会，商议需不需要加入全球合作的I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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