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就会攻击我：“你是不是要让人把房子都租给外国游客，让本地人无房可住！”
我如果说：“我要放开纽约市房屋局的限制，让小开发商甚至小房东都能参与住宅建设，而不是被特朗普这种大开发商垄断。这样子就能提高纽约住宅数量和质量，降低房价。”
我的对手就会说：“你说要放开房屋局限制，是不是要让纽约人住香港那种棺材房？我们纽约人还能不能住上体面的住宅了？”
于是，我的纽约市长竞选之路就此结束。
你会看到，在这种隐秘的美国式腐败之下，我提出的对人民有益的正确的政策，都是不直观的，要经过推理才能得出的结论。而对手对我的攻击，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却是直接而具有煽动性的，而美国选民的水平又很低。
结果就是：即使美国能出来一个像我这样子聪明而又善良的候选人，也必然会落选，甚至会被批判到身败名裂，社会性死亡。
我在美国八年以来，一直关注美国政治。一个说到美国的腐败根源，试图解决美国根本问题的政客都没有。
对，一个都没有。
美国两党无论明面上多么互相仇视，实质上却心有灵犀地避开美国的腐败问题，而是讨论各种无关痛痒的话题，甚至煽动种族对立，煽动意识形态对立来转移视线。
比如说，大麻合法化、变性人上女厕所之类的议题，就是极具煽动性的无意义议题。
又比如说，说到美国烂到家的医疗体系，美国两党从不讨论铲除医疗垄断利益集团这个根本问题，而是讨论医疗保险、全民医保这种无关紧要的话题。
稍微有点概率论常识的人都知道，你买医疗保险，你在医疗上的期望支出（平均支出）实际上不降反增。讨论保险不保险，谁付保险费，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医疗问题。但是很多美国人数学能力很差，根本就无法理解这个道理。
再比如说，特朗普宣扬反华、反黄种人种族主义。那些底层白人法西斯就把因为腐败、穷困而产生的报复社会的情绪全部倾泄到华人和黄种人身上，各种针对华人的种族主义袭击剧增。而美国的华人自然也没法关注美国的腐败问题——我们都要进集中营淋浴室了，没那个闲心关心美国前途了。
再比如说，美国两党煽动意识形态对立。美国两党很喜欢装作他们的冲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冲突（在美国语境下，“资本主义”被用作自由市场经济的代名词），而实际上，美国的社会经济制度是印度式种性制度加大企业垄断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不沾边。
于是，民主党的纽约市长、加州州长一上台，以反资本主义为名，西禁uber手机打车，东禁airbnb短租公寓。旧金山湾区、纽约的住宅环境、市容、治安年年恶化，房价却年年上涨。而共和党的特朗普一上台，声称要减少国家管控，增进经济自由，实际上民主党的恶法一条都没有取消，却反手放开高利贷，又让大公司可以随意污染环境而不受惩罚。而似乎有点反体制的桑德斯、沃伦、AOC等民主党进步派，也只会说一些给富人加税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
于是，共和党上台，杀人越货合法化。民主党上台，以社会正义为名立法，把社会底层上升空间堵死，垄断资本越发膨胀。美国的腐败就在政党轮替之间与日俱增，积重难返。
也许你会问，这种美国式腐败，是不是比直接腐败危害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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