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帕猜:正如大多数专家所认同的那样,新一轮感染将破坏经济平稳上升的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的经济恢复是一个起伏不定的不确定过程。如果所有主要经济体无法成功遏制这一流行病,就不可能实现全球复苏。因此,我们面临的经济衰退比2008—2009年更严重,增长缓慢且不稳定。2020年的收缩将是最严重的。世界贸易如果能够更早反弹,中国和亚洲将是引领供应链相关贸易复苏的关键。世界贸易组织认为,美国2018年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总额达2000亿美元,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和美国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应可能会加剧。为了维持世界经济复苏,必须恢复国际贸易,而世界贸易组织则需要担当调解人的角色,使世界贸易恢复常态。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可能需要认真寻找解决目前全球失序的办法,并恢复某种形式的全球治理,以协调恢复措施和联合行动,应对目前和未来的病毒大流行。
付志刚: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和泰国携手迎战危机,取得了显著成效。如今在疫后经济复苏阶段,中泰同样可以携手合作前行。
素帕猜:泰中两国至少可以在四个领域合作,这不仅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国家,也有利于世界。第一,在医疗研究和医疗设备生产方面进行合作和投资;第二,我们可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快速运作促进贸易便利化;第三,通过持续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帮助维持沿线国家加强经济和社会联系,以及和平利用海上运输路线;第四,泰中等联合国成员国应携手向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组织提供有力支持,防止其被任何主要成员削弱能力。
中国助世贸组织更加民主、平衡、高效
付志刚:2002年至2005年,您担任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您的工作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年,为推动世界经济和贸易健康发展,您采取了诸多重大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素帕猜:我任职期间,为促进贸易与发展之间的联系采取了诸多措施,最重要的就是持续加强发展中国家参与多边贸易体制。一是促进发展中国家在联合谈判的立场上重新组合,特别是在2003年坎昆部长级会议期间表现得尤为显著;二是提供贷款,支持发展中国家在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上的需求;三是积极参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寻求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支持,与私营制药公司对话沟通,成功进行公共卫生谈判;四是加强技术援助,主要加强发展中经济体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能力建设,比如将培训机构与技术合作机构合并组成培训和技术合作研究所,并设立一个特别机构来扶持最不发达国家;五是创建并主要完成了《贸易援助计划》的准备工作。在我离开世贸组织一个月后,该计划在香港举行的第六届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上得以批准;六是加强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作,始终参与到贸易和发展框架中,第一次与贸发会议签署谅解备忘录;七是将棉花问题纳入多哈发展议程,使非洲贫穷的棉花生产国在谈判进程中受益。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举措,因为通常不允许在谈判回合中引入新问题;八是多哈谈判取得了部分成功。2004年7月一揽子计划首次达成了一项取消农业出口补贴的协议,这有助于减少世界粮食市场上的价格扭曲现象,使较贫穷经济体的农民受益。
付志刚:作为时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您亲身经历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和之后的发展。2002年,您还撰写过《中国与世贸组织:改变中国并改变世界贸易》一书。现在回头看,您如何评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义?这些年来,中国一直坚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您对中国的主张有何评价?
素帕猜:2000年初的时候,国际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会被要求做出不可能完成的调整,这是中国无法应对的。但在《中国与世贸组织:改变中国并改变世界贸易》一书中,我明确指出了中国加入多边贸易体制可以获得的好处。这本书描绘了中国和世界的收获,只是低估了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国的速度。我们在书中预计,世界贸易组织将需要进行基本改革,使其为每个成员服务。随着中国的加入,可以看出,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发展中成员的集体作用得到加强。坦率地说,中国的调整仍在进行中,还没有完成。正如大多数成员所做的那样,中国对透明、公平、以发展为导向、非歧视性全球化的不懈支持将使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一个更加民主平衡的组织,以及一个更加高效和可持续的贸易体系。这是应对源自全球经济最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破坏力所迫切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