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上每个发展良好的国家,都会出现致力于公共服务的有志青年,这些青年才是中国乡村振兴的最基本人才构成。
另一个是,乡村振兴需要城市的外溢效应,也就是说,如果放弃城市化带来的红利,寻求单纯的乡村振兴,这是非常不现实的。我们现在的户籍城镇化率只有44%,美国是85%,日本是93%,要知道一百年前美国的城镇化率就已经超过了50%,日本二战后的城镇化率也已经超过50%了。
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等农村非常发达的原因,并不是人家有多么好的乡村振兴政策,而是人家有超级发达的城市,以及城市与农村之间非常发达的公路、电信、管道等等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然后城市里面外溢出来的资本、人才可以高效进入到了农村,乡村得以振兴。
所以,未来如何让这常住在城市的2.3亿人获得真正的确定性身份,以及提供相应住房和教育等资源供给,将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变革,应对美国新一轮移民狂潮活力的关键,毕竟中美之间人才和劳动力的竞争是最基础的变量。
七、
那除了户籍制度改革,为了应对民主党可能发起的科技创新变革,中国该怎么办呢?
最近关于蚂蚁金服暂停上市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我觉得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因为一旦就事论事,就变成了选边站队的问题,属于放大内部矛盾。而我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本身牵扯到中国未来的科技创新活力和国家政策执行力的问题。
在历史上,中国出现过贵族社会,同时也出现过平民社会,很多时候,平民社会的进取心会更大,而贵族社会会显得更宽容一些,但中国很多时候出问题,往往既不是贵族社会,也不是平民社会,而是当平民成长为贵族,跟传统贵族互相勾结,削弱了中央,对中央权力形成很大的挑战,整个大统一市场就会被摧毁了,陷入割据和内耗,外敌就有了可乘之机。
因此,我个人说点可能敏感的话,支付宝和蚂蚁金融实际上是不同的概念,一个是技术问题,另一个实际上是政治问题,我认为蚂蚁金服的崛起,实际上跟传统国有金融企业的配合也有很大的关系,目前已经互相交织在一起了,也就是说,比如腾讯和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巨头背后,实际上都有国有企业的各种影子,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按照历史范例来看,这意味着新兴的平民资本,跟传统的贵族(国有)资本已经结合到了一起,马云之所以敢炮轰银行,就是因为他非常清楚,蚂蚁金服跟银行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那我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尽管国有企业是国家的,但国有企业具体是人来操作的,其业务等已经非常市场化了,因此以市场的理由来决策国家也没话说,也就是“以市场的名义”可以做到跟新兴平民资本的联合,但作为中央来说,平民资本的崛起,实际上是可以制衡和刺激国有资本的,这样效率会更高,但现在的问题是,平民资本崛起后,跟传统资本就结合到一起了,这将削弱中央的权威。
中国经济要保持高效的运转,实现真正的复兴,首先要保证中国是一个平民社会,而不是贵族社会,因为我们还处在需要论功行赏的创业阶段,而不是论资排辈、你争我夺的分蛋糕阶段。
平民社会就是要给底层晋升的通道,要有平民为主的官僚和施政主体,要维护中央的绝对领导权威,要维护大统一市场,要关注弱势群体,要不断的用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去补贴和开发边远落后地区,这样才能跟已经超级发达的美国这只资本帝国野兽抗衡,否则中国很难摆脱类似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一样的命运。
当然,我这里并没有反对国有企业改革,也没有说混合所有制有问题,而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每一种选择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这种观点肯定会得罪很多人,但我说这个的目的,真不是有意去要得罪谁,而是这关系到接下来我要说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应对拜登政府即将开启的新的社会创新模式。
中国要建立更大的创新空间,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能让中国内部市场进入到互相“勾结”的内耗,我说的内耗,并不是说减少竞争和不搞混合,而是关于最终目的的问题,由于这种内耗把目的完全放在了国内,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对存量市场的争夺,这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战略和长远发展,这就好比说,当企业主体把眼光都放在国内的时候,不管如何实施改革、创新和竞争,其实对于整个国家经济来说,其实就是从你口袋转移到他口袋里的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