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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卑鄙阴险又下作的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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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30 11:22:55

我要分享

其实翻译过来就是，降低基于二次创新的成本，不能让那些一旦握有专利，就漫天要价和限制基于该专利的二次创新的行为。另外就是，不能恶意的发起对生产商的专利诉讼，说白了就是生产商可以适当的“抄袭”，迅速生产并投放市场。

当然，我解释的也并不精准，但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我个人认为一旦在这个领域美国有所突破，而制定出一系列的法案或策略，那意味着美国将再次获得了类似当年《拜杜法案》一样的创新和生产力量。

尤其是第二条，这意味着，如果美国的技术不够先进，美国的生产商就可以“抄袭”其他国家的专利来搞生产，而且在专利诉讼的时候，是要偏袒生产商的，关于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是战略上应对中国科技力量的崛起，美国已经为未来中国可能的超越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技术先进，美国的生产企业可以直接“抄袭”（大概意思），而法律更偏向于生产者。请注意，美国是国内法大于国际法，也就是说，一旦美国国内法有这样的倾向，意味着给美国企业“抄袭”生产带来了合法性。

说到这里，我可以做个总结，从我提到的关于移民和科技专利这两个方面来看，拜登从根本上已经扭转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逻辑，特朗普政府认为是中国等抢了美国人的工作，但拜登政府认为这是美国劳动力竞争缺失所致；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盗窃”美国技术等等，而拜登政府认为这样指责没有什么意义，美国应该做的是制定更好的创新环境，继续引领创新，并且还考虑到了如果对手在创新领域超过美国，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

大家应该能看明白什么意思了，如果说特朗普政府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对手，那拜登政府就是把所有的问题，自己扛了下来，然后去想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大家再想想，目前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个时候谁对中国的战略“威胁”更大？我认为恰恰是向内寻找答案，“深谋远虑”的民主党。

那中国如何应对呢？

六、

关于中国如何应对的问题，我说一下微观层面，那就是必须要做出异曲同工的策略应对，我首先来说一下关于拜登政府移民政策的中国方式。

如果说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关键在于移民问题，那么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症就在于户籍问题，中国目前按照常住人口算，城镇化率是60%，但如果按照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44%，也就是说，中国有超过2.3亿人长期居住和工作在城市，但并没有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

请注意，我说的这2.3亿人，是城市常住人口，并不包括2.8亿来回迁徙的农民工，而是实实在在的城市长期工作居住者，而这些人大部分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由于2.3亿人没有“合法”的城市身份，中国劳动力市场非常不稳定，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产业链的竞争和经济运行的可持续性问题。很多城市建设和工厂企业，往往每隔一段时间，就得重新换一批新的工人，有时候工人多到随便挑，但有时候加价一倍都招不到人。

尤其是很多城市白领和蓝领，也往往因为无法获得相应的身份，在事业发展最好的时候，正是给国家和社会经济做贡献的时候，不得不因为户籍主导的孩子上学考试等等问题，离开原来工作的地方，甚至回到老家，这对国家人才资源来说，是巨大的浪费。

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地方，一个程序员所做出的贡献，不是用简单的工资就能衡量的，因为这些程序员表面看上去是在某个企业打工，但其实参与的是中国跟国际社会的竞争，具体说是跟美国、印度这样的国家竞争，正是由于这样成千上万的程序员，才使得中国有了跟印度IT产业，以及美国互联网巨头竞争的互联网等产业。

但在北上广深，能获得城市身份的程序员其实是很少的，大部分干上几年，使劲加班，攒够了钱，在老家买个房子，就离开一线城市结婚生孩子去了，或者转行干别的工作了。

程序员仅仅是一个例子，中国还有大量的工商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工学等等数以万计的人才，很多学科回到老家基本上是用不上的，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因为户籍和孩子教育等问题，在工作上妥协。这种劳动力的浪费无法用金钱来估量。

当然，你可以说，这些大学生回到老家或三四线城市，可以振兴乡村，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乡村振兴只能依靠两个逻辑，而不应该是一种因户籍政策等限制下的无奈之举。

乡村振兴第一个要靠国家意志，因为国家有巨大的财政能力，可以吸纳大学生公务员群体，然后委派到农村，由于公务员体系，本身的工作方向就是服务于国家政策，所以以公务员的形式进入农村的大学生，就不是人才的浪费，而是人尽其用，很多大学生以公务员的身份进入农村服务，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服务理想，而不是无奈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