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是什么?买彩电得有网络,否则全是雪花啊。买洗衣机得有水是不是?买冰箱得有电对不对?温家宝一上台就认同三农,在我所了解的领导人当中他是非常重视农民利益的,从他担任总理那届开始,政府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温家宝在政治局2005年9月会议上提出新农村建设,2006年开始大规模增加对农村的投资。2006-2009年,三年过去,已经向农村投了几万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到现在2015年,国家向农村投了十几万亿,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大规模投资,既化解了城市的生产过剩,又实现了城乡再平衡。
但是,向农村基本建设做投资,是几乎没有回报率可言的。那私人资本干不干?当然不干。谁能干?只有国家干。
例如,国家电网向农村送电,80%线损率不能向农民多收一分钱,农电只能亏损,由国家电网抗着,若演化成坏账,则只能国家银行背着。我们听一般知识分子讲国有企业没效率,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因为,国家往农村修路,修到村里去了,敢跟老农民要养路费吗?敢在村口设一个卡子跟农民收费?收得着吗?真去收,一扁担打趴下你。收电费,说你多耗80%,多交80%以上电费,收得着吗?也收不着。往农村通水、电话、宽带,实现农村五通的过程,几乎都是国家干的。不是不邀请私人资本干,也给补贴,但私人不愿意干,回报率太低,回收太慢。
于是,当国家遭遇了严重的输入型危机,规律不可抗,2008-09年是全球危机,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我们当时叫“进口通胀”,单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没用。这时候,只能靠看得见的手,美国就是一手增加国债,一手增发货币,用增发的货币买增发的国债。
中国也如此。不同的是,中国把这套增加的流动性大部分送到基本建设当中去了。只要还有投资空间你就赢了,没空间就输了。所以林毅夫当世界银行行长之前告诉大家说,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因为我们的内陆空间广大,当了几年世行副行长回来又说,中国还有20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的内陆空间壮大,这得感念秦始皇老爷爷,从他那时候,当然他也太残酷了,让我们知识分子骂了他2000多年,但是,他干了一件大事,统一。从此有了这样超大型的大陆国家。
多说一句话,秦汉之际中国就告别了封建制度,以后别再说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有2000多年封建的包袱,我们2500年前就告别封建制,进入郡县制,或者叫做中央集中制。汉初又做了分封,发现不行,还得平七王之乱,于是汉承秦制,继续郡县。我们早已告别封建,马克思研究的欧洲是黑暗的千年封建,千万别拿欧洲史来套中国,那叫历史虚无。
我们当时是“上下两制”,一是皇权设到县,二是县下乡绅自治。因此,中国告别封建制以后就是两套治理,一套中央皇权依赖郡县制度,另一套是乡土中国依赖乡绅自主治理。
并且,这两套治理天衣无缝的整合在一起,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国家和文化国家的共生。这些东西不在你们的教科书里,只有我们这些立足于本土研究的人才提得出来,如果困惑于意识形态化的教科书理论,我们将无法理解这500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好了,今天我们最大的麻烦是试图用皇权直接下的老百姓炕头的办法,那得多高的治理成本啊?打算把国家治理一直管制到户,有病啊?历朝历代都不可能的。所以说,除非让农村恢复村社自治,这个国家稳定不下来。恢复村社自治的前提条件,要像历朝历代的开明君主一样,均田免赋,我们是1949年均了田一直不免赋,一直到2006年温家宝当政才免赋,隔了多少年?47年,才免了赋,半个世纪左右。我们并不比人家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先进多少!现在,只要把这套历史继承下来,今天也仍然是开明之君啊。为什么非把他们都否定,都反动,就因为你引进了一套西方意识形态啊。
还是要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看我们自己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套路,如果按民国那种比我们西化得多的办法早就垮了。
我们现在21世纪提出的生态文明新战略,恰恰是结合中国超大型大陆国家内在的多样性,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化。不可能消灭农民,也不可能消灭农村,更不可能消灭几千年传承的农业文明。
首先是不可能照搬美国的大农场制度,我老是问大家,能用美国的farmer套到中国的农民头上吗?能说Chinese farmer?farmer,是farm农场加er,应该译为“农场所有者”,中国农民能叫farmer吗?我们的农民英文是peasant,这个概念恐怕要延续很多年。
看看日韩啊,日本95%的城市化率了吧?农村不还是小农经济吗?还是田中角荣的田中之梦吗?让日本农民每户达到两公顷土地,田中的梦想就实现了,两公顷土地就是30亩地,还不是跟中国农民的梦一样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现在你无外乎就是把牛改成小型拖拉机。
客观的看,日本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小农经济,韩国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小农经济。包括本国台湾,到现在依然是小农经济。尽管城市化率都已经90%以上了,都已经现代化了,但是改不出小农经济,因为是数千年文化。即使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因为5000多年来的国家历史,上万年的中国文明都是农业文明!
实际上,中国人进入工业文明不到100年。我曾经讲到过,近代中国折在什么上?都折在一个不可能向外转嫁成本的内生型工业发展上。想学西方就得先学西方向外转嫁成本,如果没有办法学,如果只能成本向内转嫁,就要有一套制度安排,如何使成本转嫁不至于引起对抗冲突。
我拿了很多国家级研究课题,怎么让已经具有哲学意义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现实意义中的非对抗。能不能转?如果以前能转化那为什么现在不能?等等,这是归纳分析中国人的制度经验。
6、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进入了和1929-33年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大危机一样的危机。
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发生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的1998年。当时国内的经济学家就公开讨论了中国进入生产过剩危机,唯一可采取的对策就是罗斯福新政。我记得当年北大经济中心,我那时候在政策部门,看到他们提交的报告,中国遭遇金融风暴爆发之后的问题是什么?是生产过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