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促成美国民粹主义兴起，并造就特朗普上台的原因，既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是技术停滞的存量困局，而这两个难题都无法单纯依靠政府意志或行政手段去解决。
其三、就目前的情况而言，美国的疫情在特朗普卸任后仍未触及拐点，这也就意味着他将面临一个比特朗普时代更糟糕的局面。
十年前，奥巴马面对比今天更微不足道的金融危机时，处理效果尚且收效甚微，作用上更接近金融资本傀儡的拜登何德何能堪当如此大任？而由于疫情对经济降维打击，欧美国家短期内只能通过扩大放水规模缓解压力，这又使其陷入了08年危机后影响范围更广的新一轮贫富差距扩大-民粹主义高涨的恶性循环之中。
更关键的是，在内部矛盾丛生及三大群体互相割裂对立的同时，未来二十年的美军却还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各社会群体的领袖，更抑或是背后的利益集团，必然会更倾向于制造外部危机转移矛盾。
这就是戎评一再强调，不要把中美关系的改善，寄希望于美国总统的更替的原因，它比当年蒋介石寄希望于国联调停中日战争还要愚蠢。
关于拜登将延续特朗普时代对华强硬政策的原因，我已经分析过很多次。如果还有人对他抱有幻想，不妨看看拜登团队内的部分组阁成员对华态度。
安东尼.布林肯：在中国问题上主张采取预防性外交及军事威慑性措施，他提出的通过构建“民主国家联盟”对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奥巴马时代规划具有排华性质的TPP协议的来源。
库尔特·坎贝尔：导致中美在西太平洋地区对峙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设计者。
杰弗里·普雷斯科特：曾在中国生活七年，在贸易问题上，主张联合盟友力量对中国施加集体影响力。
汤姆·多尼隆：表面上欢迎中国崛起，实际上在担任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时期，极力游说奥巴马政府对华施压，让中国经济向更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进行改变，也是中美G2概念的强力鼓吹者。
埃利·拉特纳：强调民主党人需要将中国置于其对外政策核心，希望通过放弃美国优先的政策，来换取与盟友更密切的关系以对抗中国挑战。
萨默斯：建议美国用更切实可行的战略辅以胡萝卜加大棒应对中国。
尼古拉斯·伯恩斯：主张强化美印关系应对中国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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