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来看这段话，似乎的确是被应验了。
但这个语境放在当年，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未来预测了，更不是戴奥西真正目的。
1898年的中国积贫积弱，别说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官办工业体系，就连刚刚萌芽的民族工业，也仅限于面粉、火柴之类，即便潜力巨大，又何谈对当时西欧国家的工业威胁？
戴奥西这么故意夸大中国工业化威胁，有两个很强烈的现实考虑：
其一、呼吁欧美各国甚至日本，一起锁死中国工业，防止中国人建立民族工业、获得强大的武器，阻碍各国不断扩大在华利益。
比如，驳壳枪(盒子炮)在欧洲并不受欢迎，但在解放前的中国军队中普遍装备，正是因为当时更先进的冲锋枪咱造不了。
其二、更加紧迫的内部矛盾：转移尖锐的国内劳资纠纷与阶级斗争。
19世纪下半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即将来临，工人阶级遭遇的资本家们剥削也越来越残酷。城市里、工厂里，劳工待遇、生存条件、健康状况甚至比手工时代的学徒还差。
经过三大工人运动与巴黎公社的斗争，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已经席卷欧美国家，而且愈演愈烈，成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内部最严峻的政治挑战。
于是，戴奥西这样的御用学者就出来，拿着煞有其事、但八字还没一撇的中国工业化的威胁为依据，公然鼓吹“黄祸论”威胁，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他在《新远东》一书里明确呼吁：
如果还没有丧失理智，西方的资本和劳工应该停止他们相互毁灭的斗争。如果西方的工人能够认识到威胁着他们的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就会放弃目前那种想尽量少做工作而增加工资的倾向。
总之，“黄祸论”说了半天，无非是给当时的资本家不涨工资、继续剥削无产阶级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戴奥西敢这么宣传，是因为这种阴谋论调在底层白人中有很广泛的受众基础。
当时西方国家的很多工会组织，本来就把雇佣勤劳、肯干的华工，看做资本家对付白种工人的恶毒手段。
早在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时，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数量就迅速增长，大部分是被卖来的“猪仔”，还有远洋的水手。仅在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人数量就高达六万中国人，占了当地人口的15%，还建立起了营地家园，吃苦耐劳与干活效率都超过了白人劳工。
于是，白人各行各业的工会便开始充当起了排华的急先锋，号召抵制华人商店、拒绝雇佣华工，甚至对华人移民区直接进行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暴力攻击。
1851年6月末的夜里，新南威尔士州夫拉多金矿，一个华人矿工营地遭到三千多武装白人劳工袭击，打砸抢烧杀，数百名华工遇难，有的甚至被活埋入矿坑。
当时的报纸甚至用一种看热闹的戏谑语气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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