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西方对中国西藏主权的干涉,无论如何不能绕开印度。1959年4月30日,美国代理国务卿狄龙在致艾森豪威尔的电文中提到这一点,认为“作为西藏的邻居,印度控制着通向西藏的主要通道,而且是达赖喇嘛的主人。
印度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离开印度的帮助,美国对“藏独”的支持仅靠空投是无能为力的。而印度传统上是与英国外交接近而与美国疏远,又在北方与中国近邻,为了全力防务印度洋必须稳定北方,因而在西藏问题上不能随意表态的国家。
其次,刚刚独立不久的印度及其与英国有着密切政治联系的领导人尼赫鲁,对二战中美国对英国落井下石的手段心知肚明,因此他们这一代领导人对美国保持着高度的防范心理,因此决不会让美国插手西藏问题。如果美国控制了西藏而在印度洋有了美国的基地,那印度的安全就处于南北受制于美国的境地。印度独立后首任驻新中国大使且与尼赫鲁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的潘尼迦对此看得清楚,他说: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
不错,它还没有能搞成世界海权国必备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坞等等,但是从它在对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海军联合作战规模之大,以及从它在海军建设中强调航空母舰的重要,都说明了美国海军可以远离基地作战,实际上是爱在哪里动手,就可以在哪里动手。
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马尼拉,又占领了从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岛和关岛,真是不可一世。而对印度洋,美国战后确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联系正在大大增长。就是对伊朗的统一,阿富汗的建设,美国也是兴趣很浓。
实际上,由于美国奉行到处“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以各国沿海,凡是共产主义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对美国安全有关的地区。战后的世界形势给印度洋带来的对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变成一个主要的战略性战场。
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对印度共和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对于长期受英国文化教育,并对英国地缘政治学说有深刻理解的尼赫鲁而言,他在这句话中所表达是他对存在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心脏海区即印度洋并拥有巨大版图的印度能否长期完整存在的前途的不安和忧虑,而造成不安和忧虑的真正原因正是继英国之后的美国的霸权活动。
正因此,1949年12月,当美国驻印大使遵照艾奇逊指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挑拨印度政府“对中国事务的发展持半超然态度是不现实的”,结果得到的却是“印度令人气馁的态度”。
后来的历史表明,尽管印度与中国在西藏问题的理解上有相当的距离,但它对美国介入西藏事务几乎是绝对的排斥,因为对印度而言,美国介入西藏比对中国危险更大;而如果没有印度的全力支持,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几乎就无所作为。这就决定了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只能是极为有限的。
中国的西藏问题研究者应对此予以足够的注意:既要高度警惕美国支持“藏独”势力对中国统一的破坏作用,又要明了这种作用的天然有限性。不管美国宣传机构怎么夸张,“藏独”活动最终只能是“有几个苍蝇碰壁”的闹剧而已。对此,就连达赖本人在尼克松访华后也明白了许多,他曾感叹世事炎凉,说:“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实意要恢复西藏独立。”
其实,这一点美国人也不是不明白。1949年4月,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有识之士就对美驻印度使馆的提出的干涉西藏的政策提出置疑,认为:
做出承认西藏的决定不仅仅涉及我们对西藏的政策,而且涉及我们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我们所奉行的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向来是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个原则阻滞、虽然没有完全阻止中国被逐渐瓜分,还帮助中国通过第二次大战确立了大国的地位。这种政策不应该放弃,除非清楚地看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长期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且西藏对于我们利害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