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西藏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重要性非常有限。由于地处偏僻、其政府和社会的原始特征、与外部世界联系有限的特点,除非得到影响深远的实际的措施的支持,不能指望西藏长期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倒向西方。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这些实际措施,承认本身并不能使西藏与西方站在同一战壕里,实际上反而可能有悖于我们的长远利益。同样利用西藏战略价值的努力,例如,作为空军基地或火箭发射场,可能遭遇不仅是地形和天气方面可怕的难题,而且还有西藏人基于宗教立场对飞机飞越其领土的反对。除非在西藏发现稀有矿藏,军方认为西藏没有战略价值。
能否采取什么实际措施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现在控制西藏沟通西方通道的印度。如果印度与西方合作,西藏作为战略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重要性就会大大减弱。如果印度不与西方合作,利用西藏作为西方堡垒的困难就会大大增加。
事实上,当年美国对其反华的“西藏计划”的有限性也不是不明白,只是由于有了朝鲜和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才强化了对达赖分离中国的活动支持力度,至于这种支持的有效性,由于配合主战场的需要,美国政府也只能是不可为而为之。
1950年3月1日,艾奇逊还在发给美驻印使馆的192号电文中告诉亨德森“国务院希望印度能满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围内,继续承担援助西藏的基本责任”。
3月8日,亨德森在给艾奇逊的第301号电文披露印度已向“藏独”势力提供“小型武器要求”,其提供的“军事援助在实质上应是更多地提高西藏的士气”,“而不是想像中的阻止全面入侵的措施”。最让美国“令人气馁的”还是在艾奇逊在301号电文发出一个月之后,也就是4月1日,印度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假手印度干涉西藏问题以配合东亚两场战争的企图,在印度的不信任和中国的不妥协斗争中最终化为泡影。
我们知道,政治干涉的有效范围基于军事干涉的有效范围。也就是说,在军事力量不及之处,政治力量就会苍白无力。鉴于中国亚洲大陆主体板块天然地缘政治条件所具有的天然强大的近海反制力量,以及由此造成的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失败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美国在太平洋的有效控制边界达不到北太平洋西岸即东经125度的范围。大多数美国人对此看得不十分明白,而基辛格却说得十分明白:
韩战因而暴露出遏制理论的力量与限制。以传统的方略而言,韩国是个试金石,可以判断彼时正在形成的两大对立之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何在。但是美国人却有全然不同的认知,它把韩战视为正邪之战,是代表自由世界而战。
基辛格这个判断对中国的未来崛起是非常重要的。与许多美国人一样,许多中国人从朝鲜战争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扬眉吐气,却少有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看出更多的东西。其实这两个场战争反映的不光是中国人的尊严,它还测出了美国的可达到的有效实力边界,以及由此折射出在西太平洋存在着大片中国力量在未来可以继续推进的发展空间。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造成这个大片空间的原因是中国所拥有的洲际主体大陆板块及其漫长的大陆海岸线——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海上天然“航母”——的条件,而非中国拥有更强大的远程制海权。由此,我们得到的另面启示是:在目下中国制海能力不变的条件下,离大陆越远,中国扩展和保护其海上利益的能力就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