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很喜欢看《读者》这本杂志，那时候小，没见过什么世面，出国又是极少数人才有的机会，普通平民没有接触到国外的可能，了解世界全靠《读者》、《意林》这种几块钱的平价杂志。
《读者》里讲述了大量关于国外生活的故事，杂志里满是一个充满了美好细节的富裕社会。
人人知书达理、遵纪守法、热爱读书，每个人都充满了善意，大家都摸着良心过日子，老外们个个谦逊、良善、低调、坚毅，尤其是欧美国家的人，每天都活得白莲花一样；
文章里也总是有意无意借此批评一下国人，素质太低啦、欲望太浮躁啦等等，许多人读了，便不由得捶胸顿足，升起一股民族危急的悲怆感。
2006年时《读者》发行量突破了一千万册，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期刊发行的最高峰，影响到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2006年，中国出境人数为3200万人，这个出境是包含港澳台的，扣掉这部分区域，出过国的实际只有约1000万左右，中国出国的又以新马泰这些东南亚国家为主力；
一年去欧美国家的估计只有两三百万，跟现在每年光春节就有近600万华人在海外旅游过年完全不是一回事，那时候怎么吹国外都没有人怀疑。
中国人大量外出旅游见世面是2010年以后的事情，见得多了，国人开始清醒过来，好像欧美也就那么回事，百姓也不是谦谦君子，欲望跟我们其实差不多，道德标准也没强多少。我在巴黎圣母院门口见到随地丢弃的一堆垃圾时愣了一下，这跟我过去听到的巴黎不一样啊，还怀疑这是偶然现象；
到了卢浮宫，一堆人挤在那个小小的蒙娜丽莎画像前拍照，我嫌挤就在远处观望，只一会就听到有个中国大妈焦急地大喊“钱包被偷了”，事后我们才知道蒙娜丽莎画像前都快成据点了，专偷中国游客的钱包；但卢浮宫的法国保安根本不当一回事，从来不管，大妈去找他们求救时，那几个保安两只手扶着腰间的皮带，转过头不看大妈，一脸不耐烦的表情。
就是在巴黎市中心购物区，华人的脚步都要走快几步，这里的小偷见到中国人，就兴奋异常地围过来准备顺点东西。不只是巴黎，俄罗斯圣彼得堡火车站门口也有专抢华人的团队，亲眼见到独行的中国老人，被一堆人围过来抢手机和钱包，抢完就一溜烟跑得飞快。
我还在泰国见过赤贫的儿童，在东京见过什么都不想做的流浪汉，全世界其实都一个操性，该辛苦的还是得辛苦，该剥削的还是会剥削，谁都要老老实实被生活摁着头工作上班交税，我就从来没见过《读者》里所说的那种桃花源式的国外生活。
那时候中国不仅会有大量传播“国外生活十分美好”的文章，还会有人将美好方式跟政治制度强行绑定，认为有这种美好生活的原因，是在于他们有优秀的制度，我们只有全面向他们学习，国家才有光明的未来，才能过上跟他们一样的好日子。这一整套制度包括时常能听到的言论自由、多党执政、一人一票、三权分立、议会制等等。
如果不执行这一套制度的国家，那一定是愚昧落后的国家，只有执行了上面的制度，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现代国家，那是通往现代文明唯一的方向。但是到了2020年，中国在并没有实行这些制度的情况下，突然也超了车，一是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二是新冠疫情下全世界大国就剩中国独善其身。
其它国家陷入瘟疫里反反复复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与中国这边各个城市可怕的动员组织能力形成巨大反差，全球大国也只有中国经济出现了正增长，其它国家一脸懵逼四处灭火，给全球人民的价值观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在中国疫情刚刚发生时，推特上一堆人说如果这发生在西式民主国家，一定会及时扑灭，不可能爆发疫情，只有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才会瞒报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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