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的说，就是立法机关弄出一部法律法规出来，必须得经过普通法法官“开光”，不然法官就有权把这部法律否了。
在普通法传统看来，宪法权威并不完全来自立法机关，而是理性与权威的微妙结合【3】，就算最高立法机关拥有立法权，其创制法律同样要受到“法律规则（Rule of law）”的限制，这个“法律规则”其实就是指普通法的一般原则。
按照英国法学家阿兰（Trevor Allan）的说法就是：“普通法先于其定义和规范的最高立法权威。”【4】这一理论在英国备受追捧，甚至连政府都表示赞同。
可想而知，在香港高院那群法官的脑回路里，不仅自己能根据“理性”给宪法解释“开光”，甚至还有可能把自己的地位摆得比全国人大还要高，就差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了。从想法落实到行动，就是我们看到这一出“荒诞剧”。
如果照这么说，岂不是法律的地位比主权还要高？在普通法的思维模式里确实如此。在大陆法系（Civil Law System）的视角下，法律权威源于最高立法机关，司法权威来自国家主权。
但在普通法那里，这个逻辑可能是颠倒过来的，这也就是普通法的法律至上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权力服从法律。【5】但问题在于，一旦法律高于主权，那么这种法律的实定效力从何而来？最终只能归结于形而上的道德规范和个人的“良知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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