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机器人的关键技术伺服关节获得重大突破,但资金耗尽,没钱了。这就跟军队作战一样,突破口打开了,但部队伤亡殆尽,几乎没人了,打不进去了。中小民营企业贷款困难,没人支援他。
就在周剑处于行将成功或行将失败的边缘的关键时刻,比亚迪伸出了援手。比亚迪创始人之一夏佐全讲:“很少有人有魄力和胆量将自己所有资金和巨额家产投入一个不知结果的创新领域。周剑做到了,他对机器人的执着和坚持深深打动了我。正是他的创新和热爱,让我对中国机器人行业充满信心。”
2015年春晚,100多个机器人在舞台上跳舞,就是周剑公司的产品。现在,周剑公司的市值达几十亿美元。
特朗普担心,美国人担心,害怕中国人在AI技术、机器人领域突飞猛进。然而,这仅仅靠中国的国家规划吗?是发改委的计划吗?是政府的投入吗?
一批像周剑这样极富创新活力的企业家在扮演着开路先锋的角色。他们胸中澎湃着国家情怀、民族情怀。
从“40后”的任正非,到“60后”的李书福、马云,再到“70后”的周剑,当中国这批企业家在卓有成效创新创业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在干什么?
有些人在告诉大家“塔西佗陷阱”“中等收入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马尔萨斯人口陷阱”。
全是陷阱,都是地雷阵,寸步难行,太容易被炸翻了。幸亏企业界没有听这些人的。
企业界有句名言:想,都是问题;做,才是答案。
你就想去吧,越想越愁,越想越是什么都不能干。而对负重前行的企业家来说,一切问题都须在实践中解决,不是在思索中解决,在实干中发现前进的途径,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中国这40年来,更多的是实践的成功,是创业的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此前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曾肯定过浙江企业家的“四千”精神:
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
这“四千”精神是浙江企业家的“四千”精神,也是中国企业家的“四千”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企业家的缩影和代表。正是他们在构成所有西方经济理论都永远难以解构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谜”。
美国丹佛大学曾与世界银行合作,做了个1960-2099年全世界国民经济发展的增量统计:
20世纪60年代,世界前15名根本没有中国的份儿。70年代初,中国的排名上来了,世界第16名,前15名的排序基本没有发生大变化,美国、日本、德国、法国都是这样。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地位提升了一些,后来步伐变得越来越快,1995年超过巴西,到达世界第8;而后超越英国,到达世界第7;2010年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