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国际环境下,中国同时面临自己独特的课题。从宏观格局看,国内储蓄和消费高度失衡使得过大生产能力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这种增长格局的可持续性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约70%的水平,风险和成本都在明显扩大。从长期供给条件来看,过度外向和重化工化的发展模式使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源和环境压力。石油和部分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进口是长期现象,水和土地已经成为最稀缺的自然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速度加快而拐点出现得过早。
总之,国际市场狭小、初级产品价格上升、国内成本优势变化、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这些新的长期趋势说明,传统的粗放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要求中国在全球经济准确界定未来的动态比较优势,更重视熊彼特增长模式和罗默增长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知识和人力资本作用,创造条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新的合适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来我们要做好两件大事:
(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
(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在新的环境下,中国要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努力走出一条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和形成创新能力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
2、城市化模式和生产力空间布局
在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这四个趋势中,城市化是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命题。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和国际化的舞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成为市民,是消除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也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依托。城市化派生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更重要的是,正确的城市化道路选择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保证,我国人多地少和缺水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实现适度规模经济效益和深化分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