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典型,美国成功避开了19世纪、20世纪欧洲式的社会主义运动,避开了欧洲式的福利国家制度。
欧洲诸国的福利制度,限制了右派民粹主义,但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没有能力抵御右派民粹主义。正如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政策所表明的,美国的客观现实,要求这个国家发展成为欧洲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内部的保守(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使得这个努力成为不可能,相反,右派民粹主义力量努力把内部矛盾转移到国外,导致超级民族主义的盛行。
没有世界的世界观
历史从来不缺经验教训。这些年来,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或“1914年场景”。2014年前后很多人相信,当时的中美关系犹如1914年一战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信,总认为当时的世界和1914年前的世界,具有不同的性质。但现在没有多少人会这么认为了,只不过“1914年场景”来晚了几年。
从1875年到1914年的数十年间,世界经济经历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全球化。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全球化。因为当时的全球化以欧洲国家为核心,全球化导致欧洲各国经济高度互相依赖。
尽管民族主义在崛起,尤其在远较西欧落后的东欧国家,但没有人相信欧洲国家之间会发生冲突,总认为冲突是可控的。
经济自由主义的信条是“看不见的手”,即每一个人的自私自利行为,最终可以通过市场导向社会总体福利的提高。人们也相信这一信条能够发生在国际政治领域,相信各国的自私自利行为(民族主义是其集中体现),会导向国际集体福利的提高,即和平。
因此,各国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正当合理,是道德的。结果呢?犹如历史学家克拉克在《梦游者》一书中所说,大家最终“梦游”到了战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