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向中国各界发起的一系列极具攻击性的动作，令人眼花缭乱，颠覆了人们业已确立起来的“美国观念”，唯一使人们感觉到的只是“只有人们想不到的，没有特朗普政府做不到的”。
如果认为这是特朗普在特殊的时刻（美国大选）所使用的特殊手段，那便过于天真了。
美国对华问题的急剧变化具有其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早就隐含在特朗普之前数十年的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进程之中，是超级全球化导致美国超级民族主义（hyper-nationalism）的崛起，而这种超级民族主义以特朗普的形式表达出来。如果不是特朗普执政，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的个人所用的方式不同而已，形式不同而已。
这一波超级全球化，由1980年代英国撒切尔革命和美国里根革命发始，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终止。和以往的全球化相比较，这波超级全球化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以英美为核心的西方国家放松经济管制，尤其是金融的管制，金融资本、技术、人才和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巨量的财富被创造出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资本阶层还是劳动阶层，凡是被纳入这个全球化进程中的，都获得了不小的利益。世界似乎普遍兴旺繁荣。
乐在其中的人们为超级全球化欣然的同时，西方社会发生了人们并不想看到，也没有预期到的变化。
在个人层面，收入和财富差异急剧增加和拉大，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大多数人的收入和财富急剧减少，中产阶层快速缩小，而底层（穷人）扩大，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从往日引以为傲的“中产社会”向“富豪社会”转型，因为社会分化而已经弱化的政府，失去了全面的经济主权，尽管国家名义上的财富得到扩张，但国家因为资本、技术和制造业的流失而失去了税收和就业。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则为这个过程雪上加霜，因为这些技术导致就业机会的急速减少。
因此，西方社会很快从超级全球化转变为超级民族主义。在内部，西方首先表现为右派民粹主义的崛起，而右派民粹主义崛起的外部表现，就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
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反移民、反全球化、反国际合作、单边主义等，都是右派民粹主义的普遍特征。
右派民粹主义先在欧洲崛起，现在不仅延伸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且其中心转移到作为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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