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若干年调整和准备， 对外抛弃出口导向型经济， 使用美元储备回购外资企业， 保护民族产业和国内市场，重新实施贸易保护模式和进口替代， 严禁包括稀土等在内的资源或原材料出口，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对内则以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开发中西部和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为三大引擎。
——通过让民族高质量生产活动和农村市场与原先用于出口的廉价工业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场， 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通过各产业民族企业的高质量生产活动的迂回生产、重工业(特别是资本货物工业、军工)的迂回生产和中西部城市化创造比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导向战略更多的就业机会。
——抓住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要爆发的第六次技术革命的机遇，大力推进以产业技术化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实施主权信贷；实现工业中心向中西部转移。
笔者在十年前提出的上述观点目前在国家相关政策中已经得到了部分的体现。例如，我国在2011年底开始对稀土出口乱象开始进行整顿。又如，笔者在上文中提出了将振兴高质量生产活动作为国内大循环战略三大引擎之一，并“大力支持我国高质量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发展”，这在党的方针政策中也得到了体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年11月29日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1年，笔者在《解决中国外汇储备贬值的大战略》一文中提出，“以中国为龙头，团结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一种与美元体系相平行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是笔者有关中国应将经济全球化重心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最早表述。
2013年7月28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研讨会”上，笔者做了《应对TPP的对策与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的报告，在该报告中，笔者在题为“‘外围包围中心’：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新战略”一节中专门对这一战略进行了论证。为保证“外围包围中心”新战略的成功，笔者在该文中还提出了在国内市场扶植和保护民族产业全球价值链高端、在发展中国家建立人民币货币区以及避免过度开放和不对等开放等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这些战略构想都早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2013年9月)。
03
“选择性脱钩”是后发国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为了对“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经济思想史的思想资源和经济史的历史依据，笔者和梅俊杰研究员在2011年开始主编一套《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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