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从中国大陆出去的一对夫妻,写了一本书叫《中国溃而不崩》。男的叫程晓农,在国内时在体改部门工作过;女的叫何清涟,在国内时是记者。我一直读不懂这个书名,溃了怎么会不崩呢?
2018年,美国著名杂志《国家利益》发表了一篇文章,煞有介事地问道:如果中国突然崩溃了,我们准备好了吗?2018年稍晚一点,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很长的文章,标题是《该垮不垮的国家》,意思是说,按道理中国必然失败,结果它却没有失败。
这个标题透露出一种极度的失望。它表明西方对中国的认知,对中国社会制度的不认同,认为中国的这种体制、这种发展方式肯定不会成功,早晚要失败。可是等了70年,他们期待中的崩溃还没有到来,到现在他们仍不死心。
从1949年至今,不断有人说,中国的制度是不好的,中国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人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70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看,所有有关中国崩溃的预测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大量的数据证明,中国已经翻山越岭,走上了一条越来越宽广的大路。
问题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对中国前途一直做出错误的预测,且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还要一条道走到黑呢?这就涉及这类预测的理论基础。虽然有些做出错误预测的人未必清楚自己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但他们的头脑中恐怕都存在着一些教条,他们以为只要有按照这些教条行事的体制,国家就会成功,否则国家必定失败。
更具体地说,西方国家遵循的是这些教条,所以西方可以成功,他们认为西方已经成功;并且认为世界上只有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那也必将是各国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而且成为一种范式,别无选择;其他的道路都不可能行得通,包括中国道路。但是,依据这些教条做出的预判一次次失败了,连续失败了70年,表明这些教条或此类预测的理论基础是完全错误的。
这里说的“教条”和“理论基础”其实就写在西方大量的教科书里,并日复一日在各种媒体上流传。这些理论层出不穷、五花八门。这方面的书实在多之又多。在此,我简单地列举一点点,看看它们是怎么说的,然后对照一下它们的经验和所作所为,来考察中国的崛起之路到底有什么不同。
1963年,任教芝加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出版的一本书,叫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目的是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唱反调。
作者提出,在1500年时,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欧洲人具有三项天赋特性。第一,根深蒂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第二,善于运用复杂的军事技术,尤其在航海方面;
第三,能抵抗长期以来在整个旧大陆广为传播的各种瘟疫。这些特性使他们能在约半个世纪内控制了全世界的海洋,并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征服了美洲最发达的地区。20多年后,作者自己承认,这本书实际上是“战后美国帝国心态的表现”,是“一种知识帝国主义”。
1997年,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出版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作者承认欧洲人屠杀或征服其他民族的事实,但试图把焦点放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社会(在美洲和澳大利亚殖民的那些社会),而不是中国、印度或其他社会,在技术上领先,并在现代世界占据政治和经济的支配地位。
他给出的答案是地理因素十分关键,因为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又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
也就是说,欧洲国家天然具有更强的竞争能力,是生存的需要迫使它们不断进行竞争,不断创新和发展。而中国恰恰太大了,太统一了,缺乏竞争,难以发展。
戴蒙德的说法其实没有多少新意。早在1898年出版的张之洞的《劝学篇》中,就有下面一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