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的生物实验室有没有做过人工诱导促成病毒重组、从而生成新类型病毒的实验?比如把SARS病毒和蝙蝠携带的与SARS病毒高度相似的冠状病毒置于同一空间之内,以某种动物为载体,促成病毒的相互作用与重组,从而导致新冠病毒的形成?
(2)美国在2019年做了两次对抗病毒大流行的演习,都有中情局参加,第一次是从1月开始、持续了8个月的演习,旨在对抗“赤色病毒”(Crimson virus);第二次是在10月,专门对抗冠状病毒。美国的实验室有没有在第一次演习之前获得新冠病毒?
(3)美国网络自由媒体人George Webb曾在今年3月下旬的一个视频分析节目中指出,Maatje Benassi女士(参加武汉军运会的美国运动员,自行车赛手)可能是武汉疫情的零号病人。后来在某种压力下,他从YouTube撤销了这个视频。但是当CNN记者问他当时有何证据能够证明Maatje Benassi是武汉疫情的零号病人时,他的回答是:和Maatje Benassi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一个知情人告诉他,Maatje Benassi在医院做过新冠病毒的抗体检测,是阳性。武汉军运会在去年10月18日至27日期间举行。Maatje Benassi在20日参加比赛,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可能是已经发病,体力不支,或注意力难以集中),退出比赛;10月25日她和另外几个美国运动员去武汉金银潭医院看病(应该是首先找过随团医生,用药无效,才去当地医院求助)。当时金银潭医院的医生认为他们患的是疟疾,大概是因为他们有发烧、头痛、肌肉痛、怕冷、打冷颤的症状,与疟疾有些相似。不过,这些症状与美国疾控中心4月底给出的美国新冠病毒感染者的典型症状也颇为相似。能够肯定的是,美国运动员不可能在武汉罹患疟疾,因为当时武汉没有疟疾,而且疟原虫侵入人体到疟疾发作相隔10天以上的潜伏期,从他们入境中国到25日前发病只有几天而已。然而,他们在美国遭遇疟原虫侵害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因为美国的疟疾病例很少,每年全国只有1300-1500例。美国运动员来武汉之前在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附近的训练基地参加过集训,离开之前的10月中旬马里兰州气候转凉,不是蚊虫的活跃季节。他们是不是在离美前夕感染了新冠病毒?如果对他们进行新冠病毒的抗体检测,结果会是怎样?
(4)美国有住在德特里克堡附近的网民抱怨,他们在去年10月中下旬生病,很严重,症状像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新冠病毒感染症状。如果对他们进行新冠病毒的抗体检测,结果会是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