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印度决策层认为，早在英国统治南亚次大陆之前，以文化、传统习惯和地理等因素界定的印度己经存在若干个世纪，英国人确定的边界并不能反映印度的全部传统历史，所以对英国印度事务部的文献档案，尼赫鲁采取有选择地接纳，即划得多的印度没意见，划得少了印度要自己修改。需要指出的是，印度认知的“麦线”并非亨利·麦克马洪在地图上划的那条线，印度认为既然“麦线”本意是以自然分水岭原则划界， 那么当该线同地面事实不符时，印度有责任对其加以纠正。所以，“麦线”的某些地段应该继续向北（中国一侧）推进数英里，正式基于这种狂妄心理，印军在朗久、马及堆、扯冬等地区进行蚕食，最终招致解放军的武力还击。
再次，印度单方面认为“中印协定解决了所有未决问题”，1954年中印签署协定确定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准则。然而，尼赫鲁却将这一规范两国交往的框架性规范协定同同边界问题联系在一起。1954年，在给内阁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写道“这项协定是我们同中国关系的起 点。根据我们的政策和我们同中国的协定，应该认为这条边界是牢固的、明确的、不容任何人谈论的。应沿边界建立一系列哨所，特别是在可能有争议的地方，必须建立边境哨所。”
这种时刻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逻辑并没有就此结束。当印度不断在藏南地区挑起事端，并且从1958年起将挑衅范围扩大到中印边境西段，导致中印边境军事摩擦急剧上升的背景下，尼赫鲁仍坚持认为中国不会使用武力回击印度推进边界的行为。易评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上述奇葩逻辑相印证的是，尼赫鲁在报纸上看到中国修建新藏公路后才指示印度军队在阿克赛钦地区进行前推计划。即使中印在东段和西段先后发生数起小规模冲突，尼赫鲁仍然深信中国不会军事反击。
1961年和1962年夏，印度加速实施“前进政策”，在中印边境全线出击大量设置前沿哨所，不仅将哨所设置到距离中国哨所数米远的地方，甚至绕后设置据点。在双方对抗进一步升级，中国反应更加强烈，规模更大、烈度更高的边境冲突乃至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印度决策者仍然不改其既定立场，多次拒绝中国提出的谈判建议。深受其顾问特别是情报局长穆立克影响的尼赫鲁深信，中国绝不会因边界纠纷对印度使用武力，中国日益强烈的警告只是虚张声势，中国不会因为边界问题对印度发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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