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决定了中国主要采取后发制人，防守反击的策略，那么核威慑体现在哪里呢？答案是核报复，也就是可靠的二次核反击，这种策略能否奏效建立在对敌我双方的进攻-生存，核反击-拦截能力的精确计算。通俗来说，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我们既要注重核武器生产、储存、发射设施的生存防护，也要提高战略核武器的突防和打击效能。这种综合能力建设对一国要求极高。
中国相对较小的核武库规模是对敌方先发制人常规/核打击和我方生存能力以及核报复毁伤效果进行评估和计算得出来的结果，它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数据，以无论何时中国核反击都能让对方难以承受为目标。如果对方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强，那么我们就相应增加核弹头数量，为了保证效果最大化，中国核反击的主要对象是敌方大城市。
上述政策在拥核国家里可谓独树一帜，那么它在实践中是否好用呢？排除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以及上世纪90年代之前较低的军费投入等因素，我们还需要考虑当时潜在对手的核政策以及双方的博弈进程。
例如中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面临美苏特别是苏联方向的核威胁，提出了三打三防，主要对北方核大国可能发起的核生化战争进行预防。由于中国刚刚跨过核门槛，面临苏联这样的核大国威胁，我们主要在生存端想办法。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核问题上主要奉行“限制损害”（Damage Limitation）的策略。所谓限制损伤，通俗而言就是通过先发制人军事打击（包括展现使用核武器的姿态）提前解除对手核潜力，进而减少己方受到的伤害。布鲁金斯学会2019年报告中将这一理念这样描述：“美国对限制损害的偏好不应被视为有意发动核战争或者谋求在核战争中毫发无损。相反，美国的目标是让中国在采取某些行动时担心（这些行动）是否会引发核危机或核冲突。由于美国限制损害的能力较强，对核战争的承受能力也更高，这种能力赋予美国讨价还价的优势。即冲突爆发前，阻止中国发起军事行动，哪怕该冲突远低于核阈值，如果危机或战争爆发，将采取任何措施胁迫中国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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