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不是药神》横空出世，至今很多台词让人头皮发麻。
“我病了三年，四万块钱的一瓶药，我吃了三年后，房子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你把他抓走了，我们都得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
谁家还没有个病人，又有谁能逃过病魔。当死亡来临时，连花朵也会黯然失色。这部精彩的影片，紧紧地击中了国人的痛点，让人无奈到窒息。
但感慨之余，也产生了一些疑惑。
为什么其他国家不行，印度却可以生产低价仿制的抗癌药？难道真的仅仅是依靠印度政府的强推吗？
印度的《专利法》是和别国不同的，在1970年修改后，只授予药品在制造工艺上的专利，但不对药品本身授予专利。
研发药物难度100，制造药物难度为1。这也就意味着，你只要改一下工艺流程，就可以仿制任何一种药品。
更牛的是，印度不仅无视侵权的行为，还签发了强制许可令，鼓励本国医药厂家仿制国外昂贵的专利药。
这几番操作下来，相当于构筑了一道布满铁蒺藜的长城，使国外制药巨头在进驻印度市场时碰的头破血流。
比如，德国拜耳公司曾在的2011年对印方提起诉讼，它研发的肝癌药物“多吉美”到2021年才过专利保护期，但印度早在2000年前就公开仿制贩卖。
结果印度根本不睬拜耳公司，直接“强制许可”，印度专利局的解释是：“拜耳药物太贵，普通民众消费不起。”
在政府的强力保护下，印度仿制药蓬勃发展。制药企业1970年才2257家，10年后涨到了5156家，到2005年已经超过了2.3万家。
不仅仅是印度的百姓受利，连欧美日本这些发达的地区也被低价折服，比如美国就有近40%的仿制药来自印度。
只是，那些制药巨头真的会为了穷人的生命，甘愿承担巨大的损失吗？
我相信这个世界存在善良，但很多时候善良无济于事。
更何况，利益攸关的时候，有几人愿意心平气和地跟你谈善良。
2008年，《印度时报》曝光了一项丑闻，引发了轩然大波，简直刷新了人类文明的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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