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首先是一个民主国家,他的封城也必然是“民主的封城”,而中国是一个专治国家,中国的封城措施比新冠病毒本身还糟糕。
其次是素材的细节,同样要根据西方价值观来选择性报道,比如前段时间纽约时报关注了中国孩子上网课的问题。
全球有7亿学生因为疫情被迫上网课,但纽约时报偏偏就挑中国的刺。
开篇引入的故事就是,一个建筑工人到500公里之外的沿海省份打工了,带走了自己的智能手机,家里的小孩没法上网课了。
这个是事实,但纽约时报在这个素材后面加了一句无中生有的:“如果孩子想使用智能手机,唯一的设备在500公里以外。”
这句话乍一看是说唯一的手机在爸爸那里,但仔细一想,一副中国智能手机不普及的荒凉场面马上就出来了。
接下来纽约时报就轻车熟路,什么“尽管中国经济发展很好,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人穷到买不起智能手机,上不了网”啊。
然后像模像样摆个数据,说中国有4.8亿人上不了网!
但纽约时报没有告诉读者的是,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几岁小孩和60岁以上玩不动手机的老人。
2019年,中国15周岁以下的儿童和60周岁以上的老人就占了5亿,而且6岁以下幼儿就算会玩家长的手机,也不计入网民统计。
被纽约时报这样一报道,中国人大部分都连不上网的图景就勾勒出来了。
还有一种常见的手法,叫“框架效应”。
就是在外国媒体做民调的时候,故意在选项设计上动手脚,诱导读者做出媒体想要的选择。
比如在下面这个“美国新冠疫情应该由谁来背锅的民调”,一共6个选项,第一个就是中国,很简单的china一个单词,而且颜色用的亮色很显眼。
后面二三选项都设计得又臭又长,一眼看不完,到了具体人物的地方,又都是对官员指名道姓,没有提及制度上的问题。
最后大家选什么的多还用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