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动力院根据用户的要求开展了数年的研究设计。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缺乏资金，这些设计工作没有能够继续下去。除了核热电厂，还有对小型核电厂市场的探索。核动力院曾经应邀在四川、海南岛和西藏调研建设小型核电厂的可能性，但由于经费和风险等问题也不了了之。
1988年接任院长职务的钱积惠⑦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最困难的时候，我形容我们老院长（任和⑧）像个叫花子，北上吉林，东到上海，南到海南岛，西到西藏，拄着拐棍‘讨饭吃’，全国都跑遍了，领着一批专家去求人家、找项目，风尘仆仆，跑了好几年”，“当时大家在山沟里，拿着仅有的一点工资，但热情还是很高，我们当时上上下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搞核电’”。
从获得经济收益的角度讲，核动力院在1980年代前七八年的“军转民”过程中几乎什么事都没做成（连汽水厂都倒闭了），但仍然得到了长远意义上的收获。
第一，“军转民”的经验使核动力院为用户设计产品的能力大大提高，为后来的秦山二期中标打下基础。第二，完成了组织整合。核动力院的队伍是在909工程大会战中从全国调来的，这样建立起来的组织往往长期存在内部隔阂的问题，但在生存危机的压力下并经历了“孔雀东南飞”之后，核动力院逐渐成为一个同舟共济的组织——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走或不想走的就永远留了下来。除了与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的隶属关系，院里的人不再与北京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机构存在什么组织上的瓜葛。于是，核动力院的独特组织文化也逐渐形成。
在工作态度上，他们吃苦耐劳，习惯于自己动手，一些核电运营商对核动力院人员的评价是，“山里来的人就是朴实”；在技术上，他们具有极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什么外国技术都敢改，原因非常简单：以核潜艇动力系统为起源，他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直到1980年代末，被困在夹江山区的核动力院仍然在“流血”，每年都有很多技术骨干流失。1988年10月，当钱积惠接替任和主持核动力院工作时，他所感受到的是形势越来越艰难。在他当院领导的头两年，核动力院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人才流失，每年都要有200多名技术骨干从山沟里跳到待遇和条件更好的单位去。钱积惠坐不住了，如果这样下去，多年培养起来的核动力技术力量用不了几年就走光了。
钱积惠注意到，虽然此时国务院决定把核动力院列入三线调整计划，部分科技力量迁进成都市，但国家规划计划部门并没有认识到自主发展核动力的重要性。1991年5月2日，钱积惠上书江泽民。他在信中直言国家对核动力基础研究的忽视以及核动力研究基地所面临的困境，并呼吁：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的核大国，作为一个已经拥有核潜艇并还要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军用舰船核动力的国家，理应也有能力走自主发展核电的道路。
江泽民收到了钱积惠的信，并于当年6月15日对信作出批示，赞同支持核动力骨干实验装置的建设（江泽民参与过09工程在机械工业系统的项目，对09工程有很深的情结）。此后，国家计委批准对核动力院投资1.8亿元，在成都建设一批军民核动力骨干试验装置，同时依托这个项目实现了核动力院从夹江到成都的搬迁（涉核的部分仍然留在夹江）。这一项目被称为“615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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