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些厂长、书记一回到各自单位就再次受到冲击，从北京派下去检查落实“6·20会议”精神的人员到处受阻，雪片一样的告急信再次从全国各地飞向国防科委。在09工程办公室，忧心如焚的参谋人员产生了请中央军委签发致各大军区和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一份《特别公函》的主意。1967年8月30日上午，正在医院治疗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接到刘华清亲自送来的公函稿，在这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发出的第一份《特别公函》的左上角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注：《特别公函》未经中央军委常委会讨论，也未请示当时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所以签发它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特别公函》的内容被迅速传达：“09工程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国防尖端工程，任何人、任何单位，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冲击车间，更不能以任何理由停工停产……”。《特别公函》成为“尚方宝剑”，十几个工业部门的“列车”立刻畅通无阻地驶上“轨道”，派下去的各路人马再无人敢拦；它也是“大赦令”，一大批被关起来的厂长、书记、科学家和工程师被解放；它也是“动员令”，各个部门纷纷支援，围绕09工程的庞大机器立刻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后，核动力院的老人还记得，当时就是因为这份《特别公函》，所以909基地的一个电报，就能把正在运往其他地方的设备中途调到夹江。
为了配合建造陆上模式堆，在夹江909基地还设计建造了中国核动力的第一批大型试验台架。在完成196堆初步设计的同时，模式堆试验基地、物理热工、结构、爆炸、应力、焊接、水力、化学、控制等15个实验室和装置的设计也相继在北京的715所和401所开展。1966年2月，来自这两个研究所的人员组成909基地的“工艺队”，在夹江山区选点。到1968年，大多数试验装置陆续建成，安装设备后立刻投入试验工作。这些试验台架的设计和建造反映了中国核动力技术源头从北京到夹江的转移，使909基地成为中国唯一的核动力试验研究基地。为加强陆上模式堆的建造。196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办事组批准，715所要在8月底前从北京搬迁至四川。这年9月初的一天，715所留在北京的全体科技人员和部分家属登上一列人、货混装的闷罐车，告别北京。除了四川，许多人都不知道去哪里。这列闷罐车停停走走，一个星期才到目的地，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从此就永远留在那里。
1969年，模式堆主厂房的土建施工完成，设备安装开始。在关键的几个月中，工地上彻夜灯火通明，搅拌机声、汽车马达声、施工小车的嘎嘎声以及炊事员送加班夜饭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交相呼应。在当时的条件下，设备安装十分困难。例如，重达60吨的反应堆压力容器是由十多辆大马力汽车车群牵引，如履薄冰地翻越了18公里山路后才运抵现场；因为没有大型装卸设备，所以指挥部以“发动群众”的方式，采用推、拉、顶、吊等方法才将其“盘”进厂房。
图为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厂房。
1970年4月，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安装完毕，迎来了启堆的时刻。在启堆前的7月15日、16日，周恩来率其他领导和专家两次听取了由军管会主任王汉亭和工程技术负责人彭士禄④等人组成的赴京汇报组汇报，周恩来在汇报过程中提到核电说，陆上模式堆“奠定了热核电站的基础，今后燃料多了，就可以自己搞！成功了，陆上核电站就有了，是核动力的起点，将来还可以做得更好……”，这说明周总理已经在思考中国发展核电的问题了。
不过，启堆过程并不轻松。从7月17日凌晨在热态状况下启动反应堆直到8月30日达到满功率，中间经历了一系列出现问题再解决问题的过程，其间既有因为7月25日首次实现核能发电的兴奋，也有因为7月29日山洪暴发而被迫停堆的失望。限于篇幅，这里仅讲两个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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