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上午，中核集团第5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福建漳州核电1号机组首个钢衬里模块实现吊装，标志着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满足全球最新核安全标准，是我国核电创新发展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但围绕“华龙一号”以及中国核电发展的讨论一直存在。今天，库叔分享一篇文章，回顾“华龙一号”的诞生以及背后包含的我国核电事业的艰难发展历程和无数无私奉献的人们。
我国核电的发展，曾尝试引进技术，但最终失败。
从引进路线的角度看，它的失败有多个原因：高估了美国西屋的AP1000技术，无视真正的技术存在于从设计图纸到实际产品之间，而不是图纸本身；低估了中国核动力工业的技术能力，因为根本不了解中国的核动力技术基础到底在哪儿；忽视了以外国反应堆统一中国核电技术路线的政治风险；等等。
在中国核电的这场“大戏”中，公众迄今为止最不清楚的问题是“华龙一号”的技术到底从何而来。当几年前“华龙一号”刚浮出水面时，媒体还沿袭引进路线的说法，把它的两条技术路线称为“都在大亚湾核电厂M310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新华社在2019年的一篇报道中称，“1997年的一个午后，距离四川成都百余公里的山坳中，一栋两层办公楼里回荡着激烈争论的声音，二十几名科研人员在此讨论着中国自主百万千瓦级核电方案的主要技术参数。他们也许很难想象，彼时种下的‘种子’，在二十余年后开花结果，化身为‘华龙一号’，这一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电技术成果”。该报道在后面暗示那个“山坳”就是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的地方，也提到当时秦山核电站的二期主体工程正在建设，还提到那次讨论创新性地提出了“177堆芯”的概念。但是，类似这样的报道仍然没有解释清楚“华龙一号”的技术来源及其与引进技术的关系。
本文力图回答这个问题：“华龙一号”的设计基础是秦山二期核电站，而开发秦山二期核电机组的技术能力起源于中国开发核潜艇动力堆的过程。由于“华龙一号”的技术源远流长，所以我们必须回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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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荆斩棘的核潜艇反应堆工程
1958年6月末，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批准聂荣瑧元帅向中央提出的中国自行设计和试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7月，海军与二机部会商成立领导小组；9月，二机部在北京原子能所（401所）成立导弹核潜艇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机构，海军则与一机部联合成立造船技术研究室，负责导弹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后来演变成为719所）；10月，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其使命之一就是希望在开发核潜艇方面得到苏联的帮助。
但中国代表团没有料到，苏方不但没有答应在核潜艇方面予以援助，甚至不承认自己拥有核潜艇。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转达了中央的决心：“不仅原子弹要搞，核潜艇也要搞”；“苏联不援助，我们就自己干”。因此，与大多数高技术工业领域不同，中国的核动力技术是在没有外来技术源头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研究工作是从学习美、苏各一本教科书开始的。
1959年9月，孟戈非①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赫鲁晓夫参加与美国总统的戴维营会谈期间，吹牛说苏联的核潜艇比美国的多而且速度快。当时，原子能所有十多名苏联专家，因为苏联政府不承认有核潜艇，所以他们对相关话题守口如瓶。孟戈非与总工程师赵仁恺②、李乐福③等人抓住这个机会，约谈苏联专家组组长沃尔比约夫，向他询问有关反应堆和核潜艇方面的问题。已经意识到中苏即将分裂的沃尔比约夫没有拒绝，向他们介绍了美国核潜艇的历史、核动力研发的一般程序、反应堆物理、热工设计和反应堆启堆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建造陆上模式堆的必要性。就技术而言，这次出于专家个人行为的口头讲解是苏联对中国核动力技术的唯一“援助”。
1959年年底，在赵仁恺、李乐福两位正副总工程师的领导下，已经发展到200人的潜艇核动力研发队伍按照核潜艇的实际要求，进行了设计一座动力堆的“设计练兵”。之所以称之为“练兵”，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能够满足设计动力堆所要求的试验条件。1960年6月底，他们完成了《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27年后，官方的《当代中国的核工业》评价说：“该方案设计当时是作为草案上报的，但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什么重大的反复，这证明它在总体上是可行的。这就为以后的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案设计当时没有现成的参照——无论是实物的还是纸上设计的，但却经受住了实际建造核潜艇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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