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1930年7月肯尼亚纳瓦沙湖附近农场爆发牲畜大面积死亡的神秘病毒，因靠近东非大裂谷，这种病毒被命名为“裂谷热”。
二战后，五角大楼向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议研究“裂谷热”挫杀敌军士气，并得到艾森豪威尔提供的资金支持，随后对该病毒的研究在普拉姆岛开始。“裂谷热”病毒就是普拉姆生化实验室从肯尼亚通过1001计划弄进普拉姆岛的。
正是得益于美国军方的1001计划，普拉姆岛迅速收集到了大量病毒，为特劳布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鉴于普拉姆岛和美国军方及其支持的德特里克堡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两个生化武器实验室之间也经常相互交换病毒。
美国军方于1969年10月从德特里克堡向普拉姆岛输送了VEE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及抗血清。几十年来，VEE病毒、裂谷热、炭疽热病毒（由普拉姆岛创始人之一威廉姆·黑根发明）都是德特里克堡的主要细菌战武器。
在英美特殊关系的背景之下，美国不仅从英国Pribright病毒实验室换回病毒，德特里克堡和普拉姆岛的病毒也飘洋过海交流到了英国生化实验室，比如德特里克堡的VEE委内瑞拉“马脑炎”病毒就成为英国伯恩道顿生化实验室的主打生化战武器。
正是借助美国军方1001计划，美国生化战的病毒样本得以大量采集，并通过交流互通有无，这些病毒样本在美国各大生化实验室之间来回调运，这也是美国南方最臭名昭著的生化武器研究机构--杜兰大学能够得到埃博拉病毒并在塞拉利昂凯内马生化实验室开展埃博拉病毒研究的根本原因。
既然埃博拉这类高致死率的生化病毒都能够到杜兰大学手中，中情局拿到致死率更低的HHV-6A病毒也就不足为怪。1971年3月到1997年，美国中情局利用HHV-6A病毒对古巴发动10次生化病毒袭击，极大地重创了古巴农业，有力地配合了美国打击古巴社会主义政权。
据美国《积极健康》报道，古巴的HHV-6A病毒是从非洲带到美国实验室的，这是他们生物武器研究项目的一部分。若此次报道属实，则美国中央情报局可能采用了乌干达境内存在的最致命的HHV-6A毒株。
众所周知，乌干达菌株能破坏细胞，比葡萄牙菌株更具侵略性。在美国以及英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参与细菌和生物战剂的研究背景下，HHV-6A病毒可能已经被培养成毒性更强、传染性更强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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