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虽然社会有了结构和秩序，但这只是固定的一种制度，如何能更好地引导人们，去自觉地维护，整个族群的整体利益呢？
这时，另一位圣人孟子，将族群利益归为了“义”；于是，他教导人们要 “克己奉公，舍生取义”；即便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也要进行同等约束，使其自觉服从于，族群整体利益；于是，孟子对至高无上的皇权，提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训诫；
如此，中华民族将哲学原理，转化为了可遵循的社会规范，即有了规则，又有了指引与约束；从此，“克己奉公、舍身取义”，便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基因；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无数的仁人志士，践行民族大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不论是汉代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还是唐代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屋独破受冻死亦足！”
也不论是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还是明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更不论是孙中山的，“天下为公”；
还是当代共产党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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