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世界经济之都,人口1800万,GDP26000亿美元,“市领导”却只有6人——市长1名,副市长3名,议长1名,副议长一名;东京,人口1300万,GDP11000亿美元,“市领导”7人——市长1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等“市领导”4名;
中国某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五分之一、纽约的六分之一, GDP是东京的0.1、纽约的0.18,“市领导”却有41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4名,常委11名,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当然,中国的改革派们也在积极寻求突围。过去的24个月里,中国把美国曾奏效的救世良方挨个儿体验了一遍:
1.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刺激需求;2.马歇尔计划的一带一路;3.克林顿的互联网加万众创 新;4.弗里德曼的货币供给理论;5.里根的供给侧改革,外加熔断制。
为什么这些在美国行之有效的济世良方挪用到中国却全部失灵了呢?答案很简单:任何经济制度的改革,国强必须建立在民富的基础之上——任何与此相违背的经济改革都注定会限于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