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次会议的一系列讨论可以看出，经过四年的反思，欧洲战略界的思维更加聚拢了，对于“西方缺失”的判断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的认识。
一是对中国崛起抱有既给予认可又充满担忧的矛盾心理。尽管欧美经济总量相加仍占到全世界的近一半，但中国已达到全球GDP的17%以上且保持上升势头，亚洲总体占到三分之一强，世界经济和国际权力的重心必然向亚太地区倾斜。越来越多的欧洲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崛起势不可挡，是无法逆转的持久现象，欧洲和西方须尽力适应，找到与政治制度迥异的中国和平共存路径。
二是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日益不满，认为美国右翼主导下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倾向背离了支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特朗普政府不顾及欧洲利益、重大决策不与欧洲商量的做法，破坏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双方渐行渐远，欧洲须“形成自己的战略”，“走自己的路”。
欧洲对西方的反思是多维度的，一方面看到“体系性危机”正在发生，但也认为西方的“自觉”仍在，并非行将“终结”。他们对中国等新兴力量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进而不断壮大感到不适，但也对为保全体系而调整规则和协调共存持开放态度。所以，欧洲并非在为西方唱“挽歌”，而是希望从战略、价值观和务实层面进行再构建，对世界是否会陷入美国与中、俄激烈竞争，进而分裂的状态审时度势，试图寻找自己的新角色，谋求发挥更大作用。为此，他们强调“超越”，对内超越利益和价值差异，增强集体行动的能力，对外超越原有的路径依赖，发展更为多元、平衡和务实的全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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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强势要求欧洲站队，试图推动形成与中国竞争的统一立场
美国对慕安会高度重视，当作宣传政策和协调跨大西洋立场的重要平台。本届会议美国人的出席相当抢眼，有包括众议长佩洛西的20多名参众议员，还有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埃斯珀、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前国务卿克里等政要、高官和智库学者出席，在会议的大小场合都有美国人的身影和声音。而且美方显然是协调了两党一致的立场，把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作为与会的主打“炮弹”，其中的核心诉求是阻止欧洲国家使用中国华为的5G技术。
蓬佩奥在慕安会上的演讲不长，却用三分之一时间批评中国，指责中国奉行“胁迫性的海洋政策”，污蔑华为是“中国情报系统安放在西方内部的特洛伊木马”，声称中国运用军事和外交力量挑衅他国等等。蓬佩奥显然对慕安会报告的主题不以为然，傲慢地宣称“西方没有没落”，“西方价值观将战胜俄罗斯和中国对‘帝国’的渴望”。他要求欧洲与美国共同应对“中共不断增强的进攻性”。埃斯珀在讲话中也指责中国通过华为实施“邪恶战略”，对英国1月决定允许华为有限参与5G建设的决定，他表示如能“往后退两步”为时未晚。
美国人如此聚焦中国，而且对华为这样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喋喋不休地进行话语攻击，在会场获得的反馈并非都是积极的，得到的支持有限。确实有不少人从美苏冷战的角度看待这场争论，追随美国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但也有不少人能够更加理智地观察美国与中国的较量，希望更多了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从中寻找符合自身利益的判断基点。美国政客的简单粗暴态度也引发一些与会代表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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