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对中国崛起抱有既给予认可又充满担忧的矛盾心理。
尽管欧美经济总量相加仍占到全世界的近一半,但中国已达到全球GDP的16%以上且保持上升势头,亚洲总体占到三分之一强,世界经济和国际权力的重心必然向亚太地区倾斜。
越来越多的欧洲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崛起势不可挡,是无法逆转的持久现象,欧洲乃至西方须努力适应,找到与政治制度迥异的中国和平共存的路径。
二是对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不满,认为美右翼主导下的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倾向背离了支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本理念。
特朗普政府不顾及欧洲利益、重大决策不与欧洲商量的做法,破坏了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双方渐行渐远,欧洲须“形成自己的战略”,“走自己的路”。
欧洲对西方的反思是多维度的,一方面看到“体系性危机”正在发生,但也认为西方的“自觉”仍在,并非行将“终结”。
他们对中国等新兴力量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进而不断壮大感到不适,但也对为保全体系而调整规则和协调共存持开放态度。
所以,欧洲并非在为西方唱“挽歌”,而是希望从战略、价值观和务实层面进行再构建,对世界是否会陷入美国与中、俄激烈竞争,进而分裂的状态审时度势,试图寻找自己的新角色,谋求发挥更大作用。
为此,他们强调“超越”,对内超越利益和价值差异,增强集体行动能力,对外超越原有路径依赖,发展更为多元、平衡、灵活的全球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