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汉字不同,西方文字的最大特点是“求异”,对每一样东西,它往往都要创造一个专门词汇来表述,所以西方语言对词汇的要求特别大。
我想这一点可能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文化和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也有帮助,对我们治国理政也有启发。比方说我们如果沿着中国“求同”的思路来处理各种矛盾,成功的概率一般会大一些。只要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无论是邻里矛盾、地区矛盾、单位矛盾还是其他矛盾,只要我们能够把重点放在寻求各方的共同利益,求同存异,解决矛盾的效果一般比较好,因为中国人有“求同”的文化基因。
反之,如果放弃自己的传统,转而采用西方“求异”模式,效果可能会要差一些。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西方“求异”的文化中受到不少启发,用好了也可以产生好效果,事实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但我们千万要防止邯郸学步,人家的东西还没有学会,自己的好传统已经丢掉了。
这又使我想起了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化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特别在文字的问题上,中国曾经有过曲折的经历。19世纪中叶,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当时确实被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物质力量所震撼了,导致很多中国人失去文化自信,甚至产生中国需要全盘西化的呼声。当然这方面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要求废除汉字,认为汉字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