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该怎么办？幸亏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民人口占比88%的传统二元结构。何况，1947年开始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执行的是历朝历代都要努力实现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性土地制度。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推进土改，意味着88%的人口不用国家管了，恢复了小农经济，客观上不需要现代经济体制；这使得新政权只需用有限的财政能力去治理占总人口不到12%的城里人的通胀危机及其次生问题就可以了。
怎么能做到平抑物价、降低通胀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一旦土地到手，农民都要进行简单再生产，至少要维持他的下一个生产周期；同时还要追求扩大再生产，就是追求土地扩大，于是农民尽可能向国家交售农产品，国家的货币也就大量流到了农村，农民拿到钱后，把出售农产品所吸纳的大约占政府总发行量40%的货币存到银行，就意味着大量的货币并不进入流通，从而使通胀率下降——这个对农民微观主体而言是正常的做法，却在宏观上直接帮助人民银行大量回笼在乡土社会沉淀增发的货币，同时也间接帮助新政权极大减少了财政赤字压力。
与此同时，在城市里，恰逢国家跟私人资本家在打白米、白面、白布的“三白”战役，国家从农民那里得到了大量的“三白”，用于平稳市场，通货膨胀就这样被压下来了。
（1949年5月30日，《解放日报》报道大批粮、煤运抵上海。图源：东方网）
此后，农民存起来买地的钱，又可以被国家利用；而国家从农民那里得到的白米、白面、白布，在平抑了投机后，市场并不需要这么多，再被拿来“以工代赈”，鼓励农民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提高农业产出。
这就等于国家用“一石多鸟”这样的政策缓解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那场危机，这是一个典型的使用国家资本来“做多”而不是“做空”的应对危机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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