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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去依附”的伟大斗争
21世纪初，中国在连续遭遇全球化转嫁来的“输入型危机”的挑战下，提出了生态文明转型战略。之所以还是要靠农民，是因为生态化的内涵是多样性，而中国三级地理大台阶、五大气候带覆盖下的“十里不同风”的“三农”，最有条件转向与自然多样性结合的多业态乡村复兴，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产业化”和“生态资本深化”。
我们从90年代起连续强调了25年的城市化，现在仍有很多主流学者认为，一个人进城能带动10万—20万元的投资，如果3亿打工农民都进城转户口，真的实现了70%的城镇化率，那就是30万亿—60万亿的投资需求。这个简单假说，让人认为中国继续沿着发展主义走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但这样带来的增长是以污染和环境破坏为代价的，而且2010年以来的主要矛盾是工农两大部类生产都过剩，都需要“三去一降”，这意味着中国沿着一般发展主义的道路走不下去了。
生态文明转型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性背景：金融异化。
进入21世纪，中国对冲外汇和承接外资流入而大规模增发货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金融总量国家。但是，中国不可能走美国式金融资本扩张的道路，因为中国的人民币不是世界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也就没条件像美国那样，在占有国外廉价制成品和资源的同时直接对外转嫁金融资本的制度成本。于是，国内巨额货币增量客观上促进了虚拟部门的扩张和金融风险的累积。
（图为2007年8月15日拍摄的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当日道指跌破13000点。图源：新华网）
有鉴于此，中国从加快经济金融化而造成股灾的2007年，就开始强调生态文明的包容性；无独有偶，在力推金融市场化引起第二次股灾的2015年，又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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