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港英政府宣称这是亲北京团体策动的“反英抗暴”斗争，试图推翻总督戴麟趾爵士（David Trench）及其政府。
于是，港英政府根据《紧急情况规例条例》，跳过立法局（今立法会）颁布了多条紧急法令，当中包括禁止游行集会和示威抗议、禁止“非法广播”、严禁张贴“煽动性传单”，凡三个人以上聚集即可检控“非法集会”罪。
从当时来看，为了扩大警权，以便让他们逮捕、搜查、封闭场所、检控工作更为迅速，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动期间根据“紧急法”主要颁布了5个紧急法令：
“防止煽动性言论”紧急条例（1967年5月24日）
“防止煽动性标语”紧急条例（1967年6月1日）
“防止恐吓”紧急条例（1967年6月24日）
“九项紧急法令”（包括：1.虚伪报告之散播；2.检查武器之权力；3.内庭不公开审讯；4.启封或封闭屋宇之命令；5.表明身份；6.驱散集会之权力；7.阻碍罪行；8.集会罪行；9.破坏罪行。）（1967年7月20日）
“修订一九六七年紧急（主要）规则第四十条条文”，任何获授权人员，不需持有搜查令，可进入屋宇，车辆或船只，搜查任何武器或军火，同时可截查可疑人物；此外，任何人如获悉别人藏有攻击性武器者，须向警方检报（1967年7月22日）。
当时的港英政府，还根据这些紧急法令查封几家亲北京报馆，并将报社社长等判罪判囚，引发中国向英国提出外交抗议，并最终演变成1967年8月22日晚于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在六七暴动期间，石中英刚刚完成中五会考，当时他只有16岁。他回忆说，“工人罢工、跟警方爆发冲突，我看在眼中，内心躁动不安。同学说不如做些宣传单于开学时派发，我负责写写文章和印刷。”
就是这张宣传单，令他换来囚犯编号YP28171。他被控“藏有煽动性标语”，入狱18个月，在属于高度设防的赤柱监狱服刑，终生留有刑事案底。他说，“这很荒谬，我只写了数句爱国无罪、抗暴有理。判刑18个月，我无话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