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深度全球化进程中，每个国家都面临如何抵御全球化冲击、保障内部就业以及实现其他社会公共目标的问题。对像美国上层精英那样漠视自己的员工、只顾及高层短期收益的行业、企业和企业家，理应在制度设计上进行约束。中国是人口第一大国，就业问题尤其重要。
国内有一些观点认为，新兴行业自由竞争，哪怕过程中有大量资源浪费，竞争胜出者也能够引领未来，总体上会得大于失。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其无视了个别行业短期内资本过度集中导致的对其他行业的长远冲击。过去十年，多少本该在芯片行业奋斗的学子，因为资本补贴下的优厚薪酬而转投互联网企业，导致芯片行业人才缺口扩大，短期内难以补充。而那些所谓优厚的薪酬，也只是一时。这方面，美国模式下富裕的硅谷、华尔街和大量中下层民众的尖锐对立殷鉴不远。
还要考虑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教育竞争的激烈，说到底是因为只有个别行业才能提供丰厚的薪酬，而这些行业吸纳就业有限，决定了竞争会日趋激烈。要从根源上解决这个矛盾，最终的关注点还是在产业和就业。当前，中国实业类企业大多仍处于产业链中低端，意味着这些产业仍有较大薪酬上升空间，在此时简单丢弃，就如同放弃大海去追求河流，有失全面。如何将教育目标与就业目标进行更科学、合理的匹配，有赖于我们今后对制造业如何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