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来看，全球资本的跨境流动有利于资本在全球的优化配置。但事实上的后果，正如凯恩斯曾经指出的，完全自由流动的资本不但威胁金融稳定，还会影响到宏观经济平衡，也就是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之间的平衡。1980年代末，经合组织起初认为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并无不同，决定要推动资本的全面流动，并将其纳入《资本流动自由法典》的修订版中，废除资本管制从而成为加入经合组织的一个先决条件。1994～2000年间，6个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加入该组织并开放了资本账户，其中墨西哥和韩国加入不久就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
乔治·索罗斯在他的《索罗斯论全球化》一书中说：“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二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变得不合时宜，因为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们不能离开国家，而过去作为福利国家征税对象的资本却是能离开的。”此外，虽然“全球竞争解放了创造力，发挥了企业家才干，并使技术创新加速”，但全球化不利影响也不可忽视：
“一是许多人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人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同时又得不到社会安全网保护；还有许多人被全球市场边缘化。”
“二是全球化导致了私人产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市场长于创造财富，但其目标并非为满足社会需要，对利润的恣意追逐会破坏环境，并与其他社会价值产生冲突。”
“三是全球金融市场容易遭受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