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在其著作《拯救资本主义》中提及，美国银行业和信用卡公司曾游说修订《破产法》，使劳动合同不再是企业破产时最优先的考虑对象。在过去20年中，美国所有大航空公司都至少经历过一次破产，其目的，通常是以破产为要挟来规避履行和工会之前达成的协议，实现对员工减薪。同样未被列入破产保护的，还有学生贷款。
当游说无法阻止通过某项法律时，特定行业还会用游说国会拨款的方式来影响执法。赖克披露，美国食品行业曾游说国会，最终使《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安全现代化法》的执法经费少得可怜，导致该法案难以被实际执行。
政治游说的另一个极端体现是美国政商之间的旋转门。众所周知，美国财政金融系统的高级官员，往往都是从华尔街高管中产生的，尽管广受诟病，但此现象似难有改变。
美国的去工业化、信贷福利体系和政治游说三方面其实是相互勾连、相互影响的。去工业化有利于跨国公司股东和高管的短期利益，信贷福利促进了金融业的壮大，而跨国公司和金融业因在高度发达的美国资本市场拥有共同利益，又通过政治游说从立法和政策上进一步维护自身利益，最终结果就是美国中下层民众高度依赖信贷、工作机会不断丧失、实际收入不断减少，导致出现21世纪的民粹主义风潮。
可见，美式贫富差距的根源在美国内部。美国屡屡主动挑起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不过是其转移国内矛盾视线、延缓国内矛盾的一种手段，并不能最终解决美国本土深层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