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医疗与商业保险高度捆绑，美国整个医疗体系事实上已经金融化，这反过来维持了制药企业的高收入，也导致美国医疗价格比其他很多发达国家高。根据2019年美国《财富》500强企业排名榜，人寿健康保险公司与制药企业分别占11和12家，2018年度总收入分别高达2452.68亿和3445.35亿美元，其高管年收入都在千万美元之上。
我们可以将美国的福利模式称为“信贷福利主义”。这种信贷福利模式的建立有美国本土特殊的历史原因，其形成和发展对美国和全球造成了深远影响。通过信贷方式来提供基本福利导致美国本土的低储蓄率，由于全球化压低了中下层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一段时期内它可以抑制美国国内通胀，但这又会进一步刺激消费信贷。可以说，信贷福利主义促进了美国金融机构的发展，后者反过来提升了民众的消费信贷能力。
对信贷不断增长的需求，促使美国民众在1970年代提出了“信贷民主化”诉求，金融监管开始放宽。金融自由化带来的信贷宽松不断形成债务短周期，去工业化却导致越来越突出的还款能力问题。美国经济史学家路易斯·海曼认为：“1970年代之前以工资上涨和稳定就业为前提的信贷体系，在1970年代之后却被重新调整以支撑不确定的就业和收入不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