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贷福利主义之患
美国的福利体系与欧洲、日本有相当大的不同。莫妮卡·普拉萨德在《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中对美国战后福利模式形成的历史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遭受了20世纪初期战争重创的欧洲国家，出于重建的需要纷纷选择以累退制的消费税作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税源，通过抑制消费、集聚资本用以投资重建，逐渐在此过程中实现了政府积极参与再分配的福利国家目标。
美国在彼时却面临国内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旨在抑制大型企业和富人的累进制所得税被采纳，国家层面的消费税被抑制。但在所得税征收过程中又形成了诸多豁免例外，尤其是1913～1954年间，员工的附加福利（医疗、养老方面）被列入企业所得税扣除范围，从而刺激了美国私人福利，形成了由企业为劳工购买或由劳资双方共同购买商业保险的基本福利模式。
由于“小政府”逻辑，国家税源基础没有欧洲国家那样强，在战后经济发展的巅峰期，美国企业主导的员工私人福利被认为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福利更好，美国因而最终没有成为欧洲国家那样的福利国家。这也使美国政府通过公共福利来实现再分配的能力远逊于欧洲国家，中下层的福利水平更易受到所在行业和企业微观层面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