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没有认识到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国际贸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常有趣的是，国内某些认为贸易顺差国打不过贸易逆差国的研究，与美国总统贸易政策智囊纳瓦罗的研究，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认知的贸易，基本都是贸易教科书上英国出口毛呢，葡萄牙出口葡萄酒之类的贸易。现实是，贸易战开打之后，受影响的企业采取的应对策略，是将生产线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工作机会，从美国转移出去——被特朗普盛赞的哈雷摩托这么做了；宝马也在考虑转移生产的问题；美国国会更是悄悄地要通过立法程序，减免1660种在美国无法生产的商品面临的因贸易战而提升的关税，其中半数来自中国。全球产业链，以及中国在其中基于比较优势的深刻嵌入，本质上就不是可以通过关税政策来扭曲的客观进程。认识不到这一点的对策分析，终将得出相当程度上偏颇的结论。
其四，将认“怂”当成一种振振有词的战略，源于对总设计师韬晦战略的碎片化随意解读。如果做一个词频分析，大致可以发现，贸易摩擦至今，“韬光养晦”突然在很多地方成了“民间国师”解决中美关系的最爱。对他们而言，虽然有理由相信他们认真读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不太可能是大概率事件，但如果能让普通民众把总设计师提出的“韬光养晦”与他们主张的“认怂”等同起来，那么他们的话就多少有了些说服力，或者是迷惑性了。不过，总设计师说的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绝不当头。这里的头，是取代苏联的位置，去当冷战时期阵营对抗的头。不当头，不扛旗，是指不要做和实力不相匹配的事，而不是任由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予取予求，却保持所谓的唾面自干。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来遵循的都是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的辩证逻辑，而非任由美方作威作福，中方却照单全收。
修正上述认知偏差，是此次中美贸易摩擦——贸易战过程中中国要接受的第一个检验。它检验的是中国，尤其是中国社会的各方群体，是否具备了必要的战略意志，去迎接伴随走向世界舞台中心所必然承受的战略压力。这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也是稳健前行迈向新未来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