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有法可依，即美国制定了专门的《反海外腐败法》，为美国司法部的法律行动提供直接的国内法依据，但在管辖权规则上则远远超出了国内法界限，规定了长臂管辖权，其连接性因素就是美元和情报技术；
其二，选择性执法，即《反海外腐败法》在具体执法中内外有别，侧重对外调查与打击，比如根据皮耶鲁齐先生提供的执法数据统计，域外公司遭遇巨额罚款及不公正对待的现象非常突出；
其三，辩诉交易与极限施压，离间高管与企业/国家利益，合法实施对被告人的恐怖威吓，达成案件之外的经济或政治目标；
其四，个案司法进程与美国“秘密”保护的国内大型企业的全球化商业行动相互配合，以法律形式的合法性掩盖美国司法的实质政治化。
《反海外腐败法》是这一“陷阱”的主要法律依据。笔者相信多数人对这部法律不甚了了，尤其是美国实行判例法，要理解这一法律陷阱，不仅要看法律条文，还要熟悉数量庞大的判例案件。与美国司法部“围猎”各国企业高管相呼应的是，美国法律界的既得利益得到了极大促进，从而导致这张法律罗网越来越严密，越来越难缠，越来越成为美国利益各方共同维护、共同谋利的合作性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