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行业的贡献来说，这两项成果相当于调教了中国的稀土研究领域的底层代码，并一举将中国稀土研究推上了顶级玩家的牌桌。
从0到1已经实现，下面则要从1走到100。
许多年后，近90岁的徐光宪对央视记者说，一项新的理论要得到大家认可，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
1978年，徐博士开办了“串级萃取”讲习班，为的是通过向生产端人士无偿普及新理念，加速稀土分离新技术的落地。重资产的行业属性使得生产端人士的介入度和决策成本极高，徐博士的第一口螃蟹始终无人品尝，直到80年代初，上海跃龙厂的总工程师下定决心，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后，行业迅速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快速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朴素愿望，使得科学家们毫无保留地将“专利”无私地提供给厂家。国营大厂在跃龙厂的榜样作用下，迅速将“串级萃取”落地，效率远超过往的分离效果，行业工厂利润可观，嗅觉敏锐且更具爆发力的地方国营厂和私企开始入场，他们拿出比大厂总工程师原工资多出不止一个0的待遇引进人才。瞬间，生产链上相关一万多个工厂在各地出现（徐光宪采访时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