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秦汉、德日俄美等国“霸道”的制度集合力
纵观世界历史，技术革命与产业转型时期几乎不存在真正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历次产业革命中的代表国家，除美国联邦制外，其余几乎100%是集权、反民主甚至是专治的统治。第一次技术革命时期，中国封建帝制初期的秦汉王朝对内施行中央集权，对全国范围内的物力、人力资源进行调配，确保大型水利、国防工程的实施。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君主立宪制下贵族专制、妇女甚至无选举权的英国，而没有发生在率先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并选举首相且资本实力更雄厚的荷兰。
这很大程度上缘于没能复辟当上荷兰国王的奥兰治亲王借1688年光荣革命之机，率一万荷兰海军陆战队登陆伦敦，当上了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并机缘巧合地召集英荷舰队，打败了西班牙法国，控制了“三角航线”与东印度航线，引入了荷兰资本、人才制度，促成了英国工业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德意志帝国铁血宰相俾斯麦首先是在绝对帝制的德皇支持下，专权地建立了与电气重化工业产业模式相匹配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铁血”地迅速将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成果转化为产业和国力。
德皇威廉二世名言“朕的意志是最高法律”。独相俾斯麦则反对建立内阁，由他直接任命各部负责人（国务秘书）。苏联也是在斯大林集权统治下全力发展代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电力、钢铁、化工、军工等重工业，实现产业转型。第四次技术革命中，即便是联邦制下的美国，也集权化地整合军工联合体的技术和产业优势实现了登月等一系列重大突破，催生了一大批现代新型科技产业，计算机、卫星网、互联网等都是倾举国之力军转民衍生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