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开封之后，霍云桥副秘书长等人先来到开封市委的宾馆，接着按照父亲与一军首长的事先约定，他们由军政治部主任兼开封市委书记何俊德同志陪同来到了一军的军部，那时已经是晚上八点钟左右了。部队的同志从楼上拿下来一个旅行包交给了霍副秘书长等人。这里面放的就是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以及骨灰证。骨灰盒是保存刘少奇同志忠骸的唯一载体，而骨灰证则是证明骨灰身份的唯一文档，在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交接全过程中，两者于理于情肯定都是缺一不可、务必完整的。
双方交接完毕后，沈在“无意间问了一句是谁的(骨灰)”，他记不清是霍云桥还是同去的省委警卫处处长还漏了一句嘴：“是中央领导同志(的)，要保密。”
第二天上午，他们一行人顺利、安全地回到了郑州。
随后，霍云桥就单独向父亲请示，“下一步怎么办？骨灰放在哪儿？”父亲要求首先一定“要保密”。同时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把刘少奇同志的骨灰“送到省委档案处安置存放”。霍云桥立即执行了父亲的命令。
邓小平在刘少奇追悼会上
沈进奎还告诉我，“时隔不久，有一天晚上，我给建勋送安眠药时，他对我说，你们那天到开封拿回的是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一军要搬家，先保管好，以后看中央怎么处理。”(《刘建勋给中纪委暨党中央的信》，以及沈进奎的证明材料《关于骨灰盒之事》。)
我认为，在“文革”那个年代的风口浪尖上，父亲正是凭着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更凭着一个高级干部的素质，他才能够作到冒风险、选准人、巧安排、严保密，最终圆满、妥善地处理了刘少奇同志骨灰的交接、保存难题。而在事后，他从来没有在战友和我们子女面前张扬吹嘘过，直到1982年末，他自知病重不治，必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才向党组织作了正式的报告和说明。因为他认为，自己只是尽职责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