畏罪自杀的重点不再是一般的自杀行为，而是个人逃避对人民和集体所犯的罪责，逃避个人因此所应承担的责任。这在强调个人服从集体、集体关怀个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中，就显得格格不入。
它不仅使得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从合作变为对抗，更是个人对集体权威的挑战，更别提因其畏罪自杀所中断的调查线索，使得更多的腐败和罪恶难以昭告天下。
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在极左话语中，“因罪自杀”行为被定义为一种“罪行”，更被视作一种“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行径。这种说法是在文革时期的极左意识形态中最盛行，后来的官方话语中淡化了这种说法。
一方面，是基于对历史上极左意识形态的理性反思，汲取了更为人道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中“死者为大”传统的回归，不再苛责于死者。
因此，对于一般的自杀行为本身一般会持更为中性的看法。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话语的总体基调仍是集体主义，官员的自杀行为始终不是光彩的事，更何况是“畏罪自杀”。畏罪自杀，始终带有一种“自绝于人民”的不道德色彩。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军网对张阳“以自杀手段逃避党纪国法惩处”的行为评价为“行径极其恶劣”。因为，其背后的违纪违法问题“给党和军队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玷污党的形象、玷污军队形象、玷污政治工作形象、玷污领导干部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