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主席逝世以后，为了安全，主席遗体被送到秘密地点，由汪东兴坐镇。而担任迷惑任务的车队的主车上，乘坐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
送走了朱老总，毛主席的病情也一天天恶化，不久就进入异常紧张的地步。中央陆续向各地发过几次电，通报毛主席的病情。可以说全国各级领导和广大民众，对毛主席不久于人世，是有一定精神准备的。
1976年9月9日，经多方全力救治无效，一代伟人毛主席“停止思想了”(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共中央随即组成了以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料理毛主席的治丧事宜。
治丧委员会下设了一个办公室，由党、政、军、北京市等各大单位的负责人参加。这个办公室共有七个组，警卫组的负责人有北京卫戍区的吴忠、公安部的于桑等。参加了这年几次重大治丧活动警卫的我，再次成为警卫组的主要成员之一，参与了这一次治丧工作。警卫组的办公地点在人民大会堂的黑龙江厅，常坐守在那里值班的，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马盼秋。
9月10日晚，毛主席遗体从中南海住处出西门，经府右街进人民大会堂西门，安放在设于北大厅的灵堂。为了在吊唁期间使毛主席的遗体得到完好的保护，除了严格的安全警卫外，还制订了一系列保护遗体的严格规定，如对室内温度的控制、照明用的灯光、照相摄影等等，都不能超过所要求限度。为确保安全及各项规定贯彻实施，几位副处长，像李钊、毕景荣、我等人，昼夜24小时轮流值班。
在我们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诸多副处长中，只有武健华和我两个人被指定参加在群众吊唁时的守灵任务，每班守灵要在毛主席的遗体旁站一两个小时。
每次守灵人员的名单，是要刊登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的，我在读报时发现，除了武健华和我两个警卫工作者以外，其他为毛主席守灵的人，都是中央各部委的负责同志。我感到这实在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中共中央办公厅还有好几位副主任，各个处还有那么多处长，警卫处里也还有十来位副处长，怎么就选中我参加守灵呢？我做了种种推测：也许在警卫组里，我是长期处在警卫第一线的，大概是让我代表第一线的警卫人员。再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我曾是毛主席警卫班的一员。当时毛主席警卫班的成员，要么不在北京，要么脱离了警卫工作，我则既在北京，又在警卫工作岗位上，特别是仍守卫在毛主席的身边，所以荣幸地成了他们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