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的第一靠是靠妻子儿女。在精神和生活方面，他确实一直得到妻子儿女的极大关爱，但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他是指靠不上的。丁盛被点名批斗之后，还没等到正式处理，他的妻子儿女便都受池鱼之殃，几个孩子或转业，或下放，全家在经济上顿时陷入困境。上世纪80年代丁盛那150元的生活费，他要用于安排全家生活。他要尽量省钱。1993年8月，他和妻子乘火车从济南回南京，嫌软卧太贵，买了两张硬卧。是老式的三层硬卧车厢，售票处按惯例卖给他们一上一下。丁盛让妻子睡在下铺，他费尽气力，战战兢兢地爬上爬下。到南京后，又是连日酷暑难耐，这年他整80岁，哪能经得起如此折腾！结果大病一场，差点儿送了性命。这种日子，对一个过去的大军区领导人来说，心中会是什么滋味？
1995年4月，我受命为一位开国上将作传，去深圳采访住在女儿家中的丁盛。此时丁盛的几个孩子通过自身努力，都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全家经济状况明显改善。采访完了我要离去时，丁盛起身从窗台上拿来一个装有许多硬币的罐头盒子，对我说：“你坐公交车，车上不找零，你拿点零钱去。”他夫人在一旁说：“深圳上车7毛钱，实在别扭，还不如干脆像广州那样，收1块钱算了。”丁盛听了一本正经地说：“我就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就不嫌麻烦，还是愿意省这3毛钱。”他的话让我感慨万千。有句俗话：“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没有过过苦日子的人，是不会有丁盛这种感受，说出这样话来的。
丁盛在军区司令部干休所安家之后，物质生活有明显改善，心情也舒畅了许多。这里毕竟可算是他的“老家”——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再往前追溯，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115师，红军时期是中央红军。丁盛一参加革命就在中央红军。说是宗派、山头情绪也罢，怀旧也罢，军人对老部队都怀有特殊感情。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到一个没有一点历史渊源的新环境和在老部队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
特别是这个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大部分是丁盛任军区司令员时的司令部机关干部，丁盛对其中许多人都很熟悉，彼此可谈的话自然很多，也不必互相戒备。丁盛喜欢下象棋，情报部的一位副部长是和他经常交手的棋友，两人有时一下就是半天，杀得难分难解，旁边还经常围着一圈为两边支招的人。干休所领导自然也了解丁盛的情况，对他尽可能给予一些照顾。
1999年初，干休所建成一栋30层新楼。新楼各方面的条件都比丁盛住的房子要好。干休所又把他安排到新楼。丁盛对新房十分满意，他最喜欢的是主房的南面有个大阳台，夏天可以乘凉，冬天能晒太阳。他在阳台上摆了一个茶几和一对沙发，经常和夫人在此小憩。他曾对我说，他住过很多房子，但他最喜欢的是两套，一套是他当军长时在重庆住的，再就是这一套。这套房子设计合理、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