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保法案为日本海外介入行动提供了广阔空间。杨伯江指出，“在日本周边，较之朝核问题、东海问题，南海问题最适宜被作为介入行动的‘试验区’。”
安倍曾多次表示，“修宪是我毕生的政治使命”。
冯玮指出，安倍欲借南海问题实现其未竟的“政治使命”——修宪。日本修宪要过“三道坎”：美国、国会、国民。对安倍而言，前两道坎均能迈过，但国民这道坎难以逾越。因此，安倍政权采取“迂回战略”，唯有制造和渲染周边紧张局势、强调外部威胁以说服国民，“如果不成为正常国家，日本就会被动挨打”，便成了渲染气氛的常用伎俩。
2015年11月，日本共同社进行的全国电话民意调查显示，在1014名受调查者中，52.7%的人对派遣自卫队赴南海表示支持，39.9%的人表示反对。冯玮跟日本学者沟通时有共识，中日两国将由此陷入安全困境，“再这样下去，安倍最终修宪还是能成功。”
南海问题，犹如一枚楔子，被日本打入中国与东盟之间。打着声援南海主权争议的幌子，日本拉近与东盟尤其是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地区政治安全影响力。对菲律宾、越南等声索国提供军援、军贸和军训等支持，就是其中一招。
日本政府声称，“如果东盟国家能增强防卫能力，日本的安全环境也会得到改善。”但在冯玮看来，日本向南海国家军售只是表象，并非是扶持代理人，日本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增强本国军工产业基础，贯彻“独立强军”路线。
这跟2014年安倍内阁将《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目的，是一脉相承的，为了释放日本军工生产能量。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英国BAE系统公司，其军工占比均达80%～90%，但日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石川岛播磨重工的军工占比，则分别只有8.9%、7.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