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刘少奇会跟家人讲述他的经历吗？
刘源：不是的。父亲很少跟家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经常说，“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现在和将来了解我”。他工作起来非常忙，从早忙到晚，我们那时候上学又住校，也就在周六、周日一起吃顿饭。我们跟他打个招呼，有时候他理都不理，有时候也就点点头。我跟他接触最多的就是“文革”开始以后，1967年春天和夏天，是我们父子相处的最后两段日子。
当时他被隔离监禁，外人接触不了，谁都不敢接近他，哨兵只能隔一段距离看着他，工作人员也都在划清界限，谁来照顾他的生活呢？因为我过去当过兵，小时候和大家关系挺好，挺老实，我被特许出入，简单照顾他的生活，端饭、洗碗、打扫卫生，我成为唯一在他身边的亲人。
当时，他特别关心外边的情况，关心社会上的质疑，关心那些大字报都说了什么。我当年只有16岁，懵懂无知，什么也搞不清楚，看完了死记硬背，回来跟他说。他当时也很愿意回答我的询问，对社会上的一些污蔑，他说的比较多一些，澄清了不少问题。但是对于自己的功绩，他从来不说。后来我慢慢看历史，看追忆他的书，就会回想起来，他当时说的哪些话，对应的是哪个阶段的事情。
笔者：他当时跟你澄清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刘源：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多次讲到党和军队的经费等“物质基础”。至今，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述，除了查阅共产国际的部分资料。我认为，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关注和挖掘这一重要方面，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年的许多情况，开辟研究新的领域。
